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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經濟體制

    內容摘要:內涵

    內涵

    十四屆三中全會

    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在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基礎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分配受消費者主權的約束,生產什么取決于消費者的需求(市場需求),生產多少取決于消費者的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經濟決策是分散的,作為決策主體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經濟和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和超經濟強制關系;信息是按照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橫向渠道傳遞的。經濟動力來自于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分散的決策主體在謀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開競爭,決策的協調主要是在事后通過市場來進行。整個資源配置過程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

    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運行的具體制度安排或運行方式。而市場經濟是指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調節作用的經濟。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是以市場機制的作用為基礎配置經濟資源的方式。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對,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對。通常市場經濟也叫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歷史

    第一階段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一階段是1979—1982年,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管理原則。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國民經濟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輔助作用”[4](P141)。由此開始,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市場經濟)不再被視為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了。黨和政府認識到兩者必須結合,但在結合中不是平等的結合,而是有主與次的問題,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有個“排座次”的問題。

    1981年11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吸收和采納了上述思想,并上升到相當高度,認識到“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關系,是改革中的一個關鍵問題”[6](Pl029)。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國家在制定計劃時要充分考慮和運用價值規律”[6](P1028)。報告還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設想了“四種類型”企業,一是嚴格按照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生產的骨干企業;二是既按市場變化又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生產的企業;三是大部分產品按國家計劃生產的企業;四是大部分產品由企業按照市場變化組織生產[6](P11029)。在這一階段,關于“實行政企分工,擴大企業自主權,使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單位”[6](P1029)的“設想”被大力推行,在企業中實現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原則。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管理原則,指出:“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要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范圍和界限。”通過這一階段的改革,市場主體開始形成,市場機制逐漸發生作用,市場開始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補充手段。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在此原則下,中國沿著放權讓利、雙軌并行,計劃與市場結合的方向進行改革。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個體,私人和“三資”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放開了一塊市場經濟;在公有制經濟的經營形式方面,農村集體經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國有小企業實行租賃制,國營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承包制和若干企業的股份制試點,減少了國家指令性生產和物資分配計劃的種類;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方面,權力下放特別是推行財政大包干制度,大大增強了地方的財政和財力。

    但是,總的看,“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還是傳統計劃經濟的派生物。直接的指令性計劃仍被看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整個經濟運行的基礎,市場調節只是從屬的、次要的;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是一種不平等的“板塊”式拼湊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市場”是被恩準在計劃經濟的總框架內運行的。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1983—1986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決定鏟突破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利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確定了中國經濟體制的4個基本點:”第一,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第二,完全山市場調節的生產和交換,主要是農副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它們在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實行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第四,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運用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實現,指令性計劃則是必須執行的,但也必須運用價值規律。[7](P568)

    按照這一基本原則,1985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進一步勾畫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輪廓,即“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聯系的三個方面:第一,進一步增強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使它們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第二,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第三,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7](P821)

    “有計劃商品經濟”較之“計劃經濟”而言,在理論上突破了把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第一次提出了與社會主義相聯的“商品經濟‘的概念(傳統的提法是商品生產或商品交換而不是商品經濟),但這種突破不是根本性的和總體性的,突破不到位:第一,仍在”商品經濟“之前冠上”有計劃的“前置限制詞。這種”商品經濟“的前提仍是。計劃’和”計劃經濟‘,是“計劃”控制下的商品經濟,這里,“計劃”是為主的,商品經濟是從屬的;第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商品化”范圍有限,土地、礦山和勞力等不是商品;第三,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繼續保留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一提法,在觀念上仍認為有計劃商品經濟根本區別于市場經濟。在這里,“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問題并未根本解決,“有計劃商品經濟’實際上沒有跳出”計劃經濟“的舊框架,沒有從根本上承認企業和經營者作為經濟主體的獨立自主地位。

    理論認識上的局限性,也反映在本階段改革實踐中。第一,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對企業”放權讓利“。放或不放,大放或小放,哪些放哪些不放,都由國家決定,經濟運行并未完全避免放——亂——收——死——放的循環程序。第二,國家對不同部門、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放僅讓利‘情況不同,在價格、信貸、稅收、勞動工資許多方面都是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的雙軌并存,不同所有制企業和部門受計劃還是市場約束的程度大相徑庭。因此,企業之間地位不平等,競爭不公平,價值不統一,制度不健全,行為不規范,苦樂不均勻。第三,隨著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以財政承包方式放權讓利以后,先前的中央計劃為主有的改變為地方政府的計劃為主。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利益,保護地方市場,出現了地方保護和區域分割傾向。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是1987—1992年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問題進行了新的理論概括,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明確幾個基本觀念,第一,在于所有制基礎不同”。第二,“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第三,“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8](P26)

    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是對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的一次重大發展。表現在,第一,報告中不僅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而且沒有再提計劃經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計劃與市場各分一塊的老框架。第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從內容上把制度與體制區別開來,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不在于市場與計劃的多少,而在于所有制的不同。第三,在“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中,市場的地位大大增加了。而且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包括生產要素市場。

    在本階段中,“市場”已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在某些領域甚至開始起主導作用。

    如在工業生產方面,國家的指令性計劃產品的品種,由1984年的123種減至1988年的50種;同期,國務院各專業部門的指令性計劃產品品種由1900多種減至380種。在工業產品流通方面,計劃分配的重要物資占其生產量的比重大幅下降:煤炭由1980年的57.9%降至1988年的42.7%;同期,鋼材由76.9%降至49.2%;木材由36.96%降至12.6%。在價格方面,1990年,社會全部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總額中,國家定價僅占25%,其余75%為國家指導價格和市場定價。

    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是1992年以后,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88年9月,針對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按照“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8](P286)的方針進行治理整頓。在此期間改革有所停滯。政府加強對經濟的行政控制,直接計劃調節的作用有所突出。

    治理整頓是必要的。在治理整頓期間,當然可以采取應急情況下的具體措施和方法。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計劃的調節重于市場調節”。實際上是重又強調和突出計劃和計劃經濟,因此,市場作用下降,市場調節只能管“企業日常的生產經營、一般性技術改造和小型建設等經濟活動”,不能不使人感到相對于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這是一種后退

    在此形勢下,1992年1—2月鄧小平南巡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南巡講話中針對社會上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潮以及“雙軌制’格局下”計劃經濟體制“因素的重新抬頭,鄧小平做了大量的理論闡發。構成要素

    買方與貨幣總量

    馬拉威自由市場經濟體系

    “買方”代表了市場需求。這是市場經濟之所以存在和發展的現實根源和理論根源。沒有買方就沒有任何市場,沒有買方需求就沒有市場經濟發展的源頭動力,沒有買方需求價值的提升和需求范圍的擴大就沒有市場容量的擴展,也就沒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但是,由于現代市場經濟不同于原始市場經濟可以隨時以物易物,所以,買方需求必須與貨幣量結為一體,才能構成現代市場經濟真正意義的“買方需求”。買方需求,包括普通消費者需求、制造商對資源消耗的需求、公共設施的資源需求、國家戰略儲備和國防安全的資源需求,等等。這所有的需求量都是以貨幣總量來計量的。買方的主體,實際上是持有貨幣總量的國民和團體。

    賣方與商品產能

    “賣方”代表適應市場需求的供給主體。它是與商品產能或產量緊密結合的。賣方所提供的商品產能與產量是否與買方需求保持均衡,可以從基本方面決定市場價格起伏和波動,也從基本方面決定了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和能否可持續運行。

    法人與公司治理

    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要成為有自主買賣權和經營權的自然人和法人,才能有效參與市場競爭。現代市場經濟是由自然人和法人代表構成的市場主體。為企業確立法人地位,走向公司化治理結構,可以保證市場經濟體制的高效運行和企業健康發展。

    任何產權的企業都需要實行公司化治理結構改造,都可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合資企業如此,國有企業如此,股份制企業也如此。并非是只有私有產權企業才適應公司化治理。恰恰相反,西方的家族式企業是在經歷了痛苦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之后,才具備了參與現代市場經濟競爭條件的。也可以說,產權性質與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沒有必然聯系。私有產權企業若要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文明與進步并長期健康發展,同樣要普遍實施所有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離的公司化治理結構改造。

    差別與競爭機制

    市場競爭的所有根源都來自于”差別“,有差別就必然有競爭和競爭機制。有分配差別,就有人力資源的競爭;有質量差別,就有品牌的競爭;有服務差別,就有贏得客戶的競爭;有企業核心實力的差別,就有企業生存與發展思路的競爭;有企業效益的差別,就有企業管理水平的競爭。同樣,差別是怎樣形成的,決定著競爭的無序和有序。如果是自然形成的差別就會形成”自由競爭“;如果是通過腐敗途徑形成了差別,就會促成紛紛利用腐敗途徑的”不正當競爭“;如果是通過有序的市場規則引導形成了差別,就會激勵正當途徑的合理合法的”有序競爭“。

    資本與效用制度

    資本,是用于增值或產出目的的固定資產、流動資金、專項技術和人力資源等。是現代市場經濟要素的重要構成。資本的現實效用方向是實現財富增量。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還規定了資本的多種效用,如:證券投資、期貨買賣、資產經營、技術參股、專利交易,等等。資本市場的發達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資本效用制度的不斷完善,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重要標志,也是人類文明與進步的標志。核心制度

    現代市場經濟體制

    產權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制度。根據經濟學理論,產權是對經濟主體財產行為權利的法律界定。市場經濟是一個不同利益取向的經濟主體在產權明確界定的條件下進行公平自由交易的經濟系統。在市場經濟中,產權用以界定人們在交易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如何補償的行為權利。現代產權理論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權利。在排他性權利制度中,各經濟主體的權利邊界是清晰的。各經濟主體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但要受到他人權利的約束,即人們的行為不能損害他人的權利。在這種對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受他人權利的制約的制度規制下,經濟活動趨于有序和高效。現代社會依靠有效的產權制度,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遜曾在1950年代預言,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將是南美洲,因為南美洲資源豐富,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較高。但事實證明他錯了,20世紀下半葉是歐洲和太平洋地區經濟發展最快。盡管歐洲和太平洋地區資源相對貧乏,但由于產權制度合理,引致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薩繆爾遜認為,他原先的預期所依據的條件并不是經濟體制中最基本的東西,產權制度才是經濟體制的基本要素。產權決定激勵機制和人們的行為方式,因而對經濟效率發生重要作用。

    產權制度之所以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因為它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或決定著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制度效率。

    第一,如果產權是界定明確的,那么交易的受益效應和受損效應在更大程度上對交易當事人發生影響,即交易當事人完全對自身行為的結果負責,從而減少交易的外部性,提高社會總福利水平。例如,專利法的保護使得創新受益向發明者集中,從而給予創新活動以有效的激勵,并有利于社會進步。

    第二,現代產權制度是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界定明確的、受法律保護的產權減少了經濟活動中的不確定性,使經濟當事人的利益預期和法律責任清晰化。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基本上都是以信用為中介的交易,諸如合同、債權債務、擔保、保險、票據等交易活動均要以信用為基礎。如果信用缺失,則市場交易的風險增大,欺詐、造假、失信等行為大行其道,造成交易成本上升,市場秩序混亂,經濟效率下降。所以說,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而信用體系的健全和完善是依賴于產權制度的。如果產權界定不清和缺乏保護,交易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缺乏法律制度的規制,交易就沒有安全性可言,經濟的運行效率會深受影響。

    第三,現代產權制度保證了一種自由選擇和公平交易的經濟關系。產權明確界定保證了交易的受益效應和受損效應都由交易當事人直接承擔,這就決定了交易當事人擁有自由交易的權利。交易當事人根據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作出是否交易的選擇。當大量的交易都在這種條件下進行時,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會優化,并引致社會福利的增長。所以,所謂資源配置優化,就是交易主體通過自由交易行為而受益或避免受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產權應當是明確界定的。產權明確界定保證了交易當事人的自由選擇、收益激勵和受損約束,使資源能夠配置在效率更高的使用上。制度特征

    市場經濟不是一種特定的社會制度,只是社會資源配置上的手段和經濟運行方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體制的一般特征主要有:

    1.一切經濟活動都直接或間接地處于市場關系之中,市場機制是推動生產要素流動和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的基本運行機制;

    2.所有企業都具有進行商品生產經營所應擁有的全部權力,自覺地面向市場;

    3.政府部門不直接干預企業生產和經營的具體事務,而是通過各項經濟政策,法規等調節和規范企業的經營活動;

    4.所有生產,經營活動都按照完整的法規體系來進行,整個經濟運行有一個比較健全的法制基礎。

    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它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因而除具有市場經濟體制共性外,還具有自己的特征。其主要表現是:

    1.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不同所有制經濟的企業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2.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勞分配和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兼顧效率與公平。

    3.在宏觀調控上,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把人民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全有條件,有可能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得更好。成功探索

    《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在我國出現通貨緊縮趨勢之后,中央及時提出把擴大內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方針。1998年12月,江澤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有必要也有條件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帶根本性的方針。根據這一思想,擴大內需的方針由應對危機應急措施升華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長期戰略,并與經濟結構的調整緊密結合起來。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擴大內需要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重要地位。這一時期,江澤民多次強調要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要通過改善人民生活來促進提高消費要求的增長,這一時期,中央對于提高農民和城市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問題予以了高度關注。

    2.走城鎮化道路,逐步解決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農村,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水平,直接影響中國現代化的水平。鑒于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束縛了城鄉之間的經濟交流,限制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1999年11月,江澤民根據形勢的發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發展小城鎮是一個大戰略。2001年12月,他在主持召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座談會時,對農村城鎮化建設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要逐步解決我國城鄉之間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他指出:提高我國的現代化水平,解決農民就業和增收問題,必須調整農村的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走工業化、城市化的路子,把農村人口盡可能多地轉移出來。這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共同規律,是一個大方向。我們也必須堅定不移地走這條路。這些論述,把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3.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歷史形成的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嚴重影響了地區之間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限制了我國經濟的增長空間,也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1993年6月,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經濟座談會上就提出了加快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的一些思路,要求西北地區加快找出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路子。1999年后,在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江澤民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構想。1999年6月,他在西北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如果看不到這些條件,不抓住這個時機,不把該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會犯歷史性錯誤。2000年6月,他在西北地區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座談會上進一步闡述了西部大開發的意義。他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將為21世紀我國經濟發展開拓新的廣闊空間,并進一步指出,加強國內經濟聯合,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合理布局,使東、中、西部地區形成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的經濟,將大大提高我國生產社會化水平和經濟效益、競爭能力,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凝聚全國力量參與國際競爭和拓展國際市場。中央要求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逐步達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認識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意義。根據中央的決策,國務院于2000年10月發出《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的通知》,正式啟動了這一世紀工程。

    4.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后,中央相應提出了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新要求,強調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這一時期江澤民還就堅持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的出口戰略,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作出了許多重要論述,推動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范圍,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容量和資源條件的限制,我國開始注重企業”走出去“的問題。1996年7月,江澤民在河北唐山考察工作時就明確提出:要加緊研究國有企業如何有重點有組織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這篇大文章。1997年12月,江澤民在會見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代表時指出:我們不僅要積極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也要積極引導和組織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辦廠,利用當地的市場和資源。”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2000年后,江澤民進一步強調,在‘走出去’的問題上,不僅要從我國現在的實際出發,還要著眼于國家長遠的發展和安全,在新的條件下擴大對外開放,必須更好地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并舉、相互促進的開放戰略。

    江澤民的上述戰略思想,是緊密聯系、相互協調的整體。把這些論述綜合起來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擴大國內需求與推進對外開放相統一、投資拉動與消費拉動相結合、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思路。其核心思想就是為我國的經濟發展開拓更大的增長空間,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更上一層樓。這不僅僅是克服當時困難和挑戰的應對性措施,而且是具有長遠指導作用的發展戰略,對于我們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也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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