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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戰開打了,反思剛剛開始
    2019-06-21 全球品牌網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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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來的,終究還是來的了。

    7月6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對34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征關稅。與之對應,中國也展開報復性關稅征收。

    貿易戰正式開打,怎么看未來?

    飛馬峰號的隱喻

    大國博弈,從小事說起。

    誰都沒有想到,一艘船成為了“網紅”。它就是“飛馬峰號”(Peak Pegasus),這艘船滿載7萬噸美國大豆,之前在大洋上晃晃悠悠,在關稅消息出臺之后之后全速航行,希望及時清關,避免繳納幾千萬的關稅。

    突然之間,社交媒體都在追蹤這艘船的下落。各路自媒體不忘調侃,說勵志啊,飛馬峰都那么努力你還有理由不努力的段子也四處流行。

    故事結尾卻是,飛馬峰號6號下午5點抵達大連,海關3點就接到關稅通知,所以這幾千萬關稅,該交還是得交。

    飛馬峰號不是雞血的案例,倒類似一個隱喻。過去一直對于貿易戰嚴重程度重視不夠、估算偏差、應對不系統、缺乏良好備案,最后一刻又寄托奇跡出現,局勢反轉。

    這,怎么可能呢?

    中美彼此的誤讀

    目前中美雙方,無疑仍舊存在巨大的信息鴻溝。

    就美國方面而言,除了常規的貿易順差,更在于對于WTO承諾、知識產權等領域不滿。貿易戰雖然從特朗普指責順差開始,但從發展來看,顯然知識產權、經濟規則問題比起逆差更成為核心問題,比如6月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301更多是在談論中國技術轉讓制度。

    這一轉折背后,其實代表了美國鷹派思潮逐漸成為主流的過程。公號《徐瑾經濟人》以前發過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在2010年報告,那時候他已經對中國表示極大不滿。

    今年6月19日,他再次發表針對中國報告,這篇報告不僅指責中國“經濟侵略”(“Economic Aggression” ,也可以翻譯做經濟擴張),其判斷根據是:“歷經三十多年飛速發展,中國不斷推進工業現代化發展,加速全球產業鏈升級,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是建立在大量與全球規范不符的掠奪政策和侵略行為之上,也就是:經濟入侵。就目前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對市場經濟干預的嚴重程度來看,美國,甚至全球經濟都面臨著嚴重威脅”。

    這種思路最典型代表,就是對于中國制造2025的抵制。

    我去年秋天去美國訪學之際,不少政府機構和智庫都主動談到這一計劃,熱度比起國內更甚。這已經讓我意識到,美國對于中國科技行業趕超的忌憚。如今隨著美國鷹派意見逐漸成為主流,貿易戰很大程度已經成為民意的選擇。

    與之對應,中國方面,同樣在某些方面不是也抱有不切實際的判斷么?一個例子是對于特朗普的判斷。

    貿易戰剛剛開始,不少學者根據其早年一本《交易的藝術》,就斷言川普提出關稅只是在虛張聲勢,不會真打,堅決強硬回擊就會迫使其放棄;到了中途,貿易戰日漸成行,又斷言其不過商人總統,給點好處就會收手;如今貿易戰正是開打,強硬派意見往往會再次獲得多數擁護。

    事實來看,特朗普對中國而言,并不是最差勁的談判對手,尤其對比上文所談的帕瓦羅等人,但是民意已經被鷹派點燃。

    研究差距帶來的誤判

    如果雙方主流都是強硬對強硬,貿易戰最后不打也不行了。

    古人尚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知信息的收集與判斷非常重要,除了常規官僚系統,研究部門的支持也非常重要,但是這方面情況并不對等。中美對決時刻,諸多智囊有什么好的建議么?

    對比閱讀中美方面報告,差距不言而喻。中美政府決策層從各自智庫得到的支持可謂懸殊,報告的公信力與影響力更不可同日而語,以至于簡單呼吁“中華民族經濟到了新的危險時候”已被視為不多見的言論。

    按道理說,中國智庫近年來蓬勃發展,無論大學還是媒體抑或公司,有能力者許多都會操辦研究院或者智庫。從數量統計看,如果以國際認可的智庫標準,中國已經在追趕美國,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報告2017》來看,美國有1872家智庫,中國2017年擁有智庫512家,位列世界第二智庫大國,甚至7家智庫上榜世界百強榜單。

    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我們看到,中美智庫在面對貿易戰交出的智力成果差距。背后原因很多,我覺得單純指責智庫其實不夠公允,但智庫泛濫而智力成果缺失,本身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如果智庫只是淪為課題公關甚至社交的場所,自然離學術和真理越來越遠。難怪,近期與一位長期進行公民外交的前輩交流,他說自己現在對外已經不自稱智庫人士了,他表示頗為恥于與某些國內智庫為伍。

    在美國戰略既定的情況下,中國可以做什么?

    中美關系的蜜月期已經過去,美國態度變化是中國道路的重要變化節點。

    從克林頓時代的“戰略合作伙伴”到布什時代“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從奧巴馬“合作伙伴關系”到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直到現在,中國逐漸有滑向向美國頭號“競爭對手”定位。

    這一次立場變化,是美國戰略調整的決心體現。更關鍵的是,長期觀察中美關系的人士都明白,過去美國國會和白宮往往說辭不一,國會對中國強硬,作為行政部門的白宮相對理性,如今新趨勢這是雙方面說辭靠攏,主張強硬者居多。

    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調整思潮一直在變化,但在今年定型。

    美國做決策可能慢,但是一旦決定了,往往態度堅定、效率很高,對比之下,其他國家也許決策快,但是執行力其實未必那么高。我曾經在公號《徐瑾經濟人》談過朝鮮和美國的案例。朝美之爭中美國看起來決策很慢,但是決定之后其實頗為堅持,有可能改變格局的反而是朝鮮。

    類似問題在于,如果中美關系變化,面臨的國際形勢大變,國內如何做?

    首先,中國經濟面臨戰略調整

    中美貿易戰,啟動的不僅是中美關系調整,甚至有可能是全世界自由貿易格局的變化。

    比如現在中移動進入美國市場已受到限制,原因是美方人員表示“在與中國移動深入接觸后,我們無法消除對美國執法和國家安全利益風險增加的擔憂”。

    隨著貿易戰鼓點驟密,從官方措辭來看,還是可以看出中國態度變化。6月15日,中方表示,“將立即出臺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征稅措施”;6月19日表示“不得不采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相結合的綜合措施”;7月6日發言則是“將及時向世貿組織通報相關情況”。

    言語上轉向溫和是好事,但是貿易戰既然開始,也不會馬上往回收,這也是我們談的第二點,貿易戰不會馬上結束。

    其次,認清貿易戰是持久戰

    第一波貿易戰規模340億,規模不算大,即使算上直接與間接的經濟影響,其實也可以接受。這方面國內有很多估算,比如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的團隊就說,500億美元規模的貿易戰會使中國的GDP增速放緩0.2個百分點。其他國內研究團隊做的量化,差距不是很大。

    值得注意的后續外溢影響。雖然有關研究方面表示,這已經充分考慮了出口減少對其它相關行業的第二輪、第三輪影響;但恐怕數據只是作為參考,如果再有更大規模的關稅以及更嚴厲的制裁,中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對于經濟影響將是嚴峻的。

    如果中美貿易戰停止于這一規模,自然善莫大焉,中國經濟大局不會受到本質影響。

    但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所要求做出的變化,絕非500億關稅加收可以表達。要么中國的反擊對美國造成足夠大的痛感,要么中國做出的改變令美國重新定位中國的經濟地位,否則,中美貿易戰很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間雜著打打停停、以戰迫和或者以和為戰等等不同片斷與篇章。

    普通個人以及企業,即使不直接參與中美經貿,其實也深受影響,需要明確這一基本判斷。

    最后,理性看待中美實力對比

    中國崛起,無論方式是和平還是激進,事實上都會改變原有全球政治經濟版圖。這其實意味著與美國沖突本質上很難避免,只是方式不同。

    道路不同,實力過招。

    如果按照一些國家級智庫看法,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已經超過了美國,居世界第一。這種言論或者研究,帶來的無非是致命的幻覺,在國內鼓噪情緒,在國外引發忌憚,有害無益。

    從學術定義而言,國家實力有很多種類,包含軟實力與硬實力,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二是你可以讓別人做他不想做的事。中國目前大概可以達到第一層次,能夠做到第二方面的全球大概只有美國了。就國際貿易而言,正如曾經在日本通產省工作多年的日本學者津上俊哉從日本經驗指出,實現趕超歐美后的日本,不再制定整體國家目標,“中國有實施振興產業政策的自由,但沒有要求世界不改變貿易體制的權利。”

    中美國家實力而言,我以前做過測算,按照力量與發揮力量的能力來衡量,中國綜合國力其實遠不如美國,也難說高于日本德國。

    我們回顧中國的發展經驗,過去四十年最大教訓是什么?關鍵是三點,即外向型經濟政策、經濟自由和穩定政經環境。中國目前已經被視為美國之外的最大經濟體,但考慮到綜合實力等因素,中國經濟仍舊有不少改善空間。

    這是中美經濟的基本盤,這種情況下開打貿易戰,結果會如何?未來大概率是,中國曾經享有的友善國際環境不再,經濟輕松擴張的好日子結束了,大家最好準備。

    未來的全球化機遇放緩,不再僅僅是請客吃飯你好我好這樣的局面。全球化的酸甜苦辣,過去美國人民感到了,以后中國人民也會感受到,兩國消費者都會為貿易戰付出代價——就像《我不是藥神》這部影片,我們不僅看到知識產權倫理陰暗面,也可以看到民眾在不開放情況下的窘境。

    時代或許正對中國關上一扇門,我們就應該再打開一道窗。這種情況下,中國能夠做出的最好選擇是,在國際開放環境有所惡化的情況下,主動制造開放機遇,即使對方不愿意開放也要爭取開放機會,換而言之,誰越開放,其實誰的人民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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