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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真相與政治的未來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胡泳

    內容提要:牛津詞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評選為2016年度詞匯,用來描劃“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會產生更大影響”的情形。造成后真相時代來臨的原因眾多,如技術媒體的演進、經濟與社會的不確定性、以及后現代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全面興起,但事實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實的坍塌帶來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觀性的終結、陰謀論的盛行、政治辯論乃至民主的危機。為此,我們需要重建一種基于事實的政治,以發揮“反思和選擇”的力量,而摒棄“機遇和暴力”的惡性循環。

    關鍵詞:后真相事實政治辯論 英國脫歐是2016年具有標志性的事件。主張脫歐的人設計了一個簡單然而十分有效的口號:“奪回控制權”。英國人不分階層和代際差異被打動,因為每個人都喜歡把錢從布魯塞爾拿回來并投入國民健康系統的想法。為了在全民公決中獲勝,脫歐陣營不惜謊稱英國每周要向歐盟支付3.5億英鎊(合5.1億美元)。雖然眾多事實核查者指出該數字為虛構,依然不妨礙它被刷在活動的大巴上,四處攬票。

    英國統計局局長安德魯·迪爾諾特爵士表示,這是在誤導且破壞對官方統計數據的信任。財政研究所把該數據稱之為“荒謬的”。但脫歐派絲毫不為所動,繼續高喊口號:“我們每周向歐盟送去3.5億英鎊。讓我們為我們的國民健康系統提供資金。投票離開歐盟。”在贏得全民公投之后,如此聳人聽聞的承諾被一位脫歐領導人輕描淡寫地當做一個“錯誤”而打發,而另一位則把它解釋為“一個愿望”。[1] 在英國全民公決結束之際,很少有人能夠預測到美國人會愚魯到選舉唐納德·特朗普為總統。這個前真人秀明星過于聳人聽聞,過于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過于無視真相,難以想象美國人民會把他送進白宮。然而在自我標榜為“脫歐先生”之后,[2]這位喜歡發推的商業大亨沒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請向特朗普總統脫帽致敬!

    牛津詞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評比為2016年度詞匯,抓住了時代精神。所謂后真相被用來描劃“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會產生更大影響”的情形。[3]在后真相政治(也稱為后事實政治)中,辯論主要被情感訴求所左右,與政策細節相脫離。后真相賦予真相“次要”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它和傳統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雖然始終爭論何為真相乃至偽造真相,至少還承認真相的重要性。然而,2016年,在大西洋的兩岸,人們似乎都受夠了“事實”,這一年將因真相成為滑動概念而為后世所銘記。真相已經變得如此貶值,以前它是政治辯論的黃金標準,現在只不過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殘幣。

    由于24小時新聞周期的出現、新聞報道的虛假平衡以及社交媒體的無孔不入,后真相被描述為一個當代問題,但存在一種可能性,它實際上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雖然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有關后真相的最好陳述,可能是喬治·奧威爾作出的。在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中,他建構了一個意識狀態被大規模改變的反烏托邦世界,政府宣稱自己擁有真相的壟斷權,“黨叫你不相信你耳聞目睹的東西。這是他們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4] 毫不意外,1949年首次出版的這本書,于2017年1月上沖到了了亞馬遜美國暢銷榜單首位。在美國以外,對《一九八四》的興趣也在重新點燃。出版商企鵝公司稱,該書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銷售額比2016年同期增長了五分之一。[5]特朗普就任以來,他的政府及其盟友宣告總統是真相的唯一可靠的來源;[6]將很容易被證偽的假象當做真相來售賣;[7]并且,把謊言冠以“另一種事實”(alternative fact)的“美麗”稱呼。[8]德州眾議員拉瑪·史密斯說:“最好從總統那里直接獲得新聞;事實上,這可能是獲得未經污染的真相的唯一方法。”特朗普本人向媒體全面宣戰,而媒體則回應說,特朗普的媒體之戰實則為事實之戰,他消除媒體合法性的手段在于,首先消除事實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八四》想不暢銷也難。

    事實,以及事實背后的真相,究竟發生了什么?討論后真相,首先要回顧事實的近代歷史。

    事實的近代史

    在《知識的邊界》一書中,戴維·溫伯格根據事實的基本形式的變化,將事實的近代歷史區分為三個階段。[9] 第一階段是經典事實時期(Age of Classic Facts),事實相對稀缺,需要付出較大努力才能發現,并且用于證明理論。歷史學家將此追溯到17世紀,當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弗蘭西斯•培根想要將知識置于更為明確的基礎之上時,他發明了一個科學的方法。就像亞里士多德一樣,他尋找普遍性的知識。但是,他主張通過一系列個別事物的試驗來得出知識。從培根之后,理論不再是從對重大原則的邏輯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實構建,正如房子是由磚所構建的一樣。

    事實成為知識的一般基礎,和解決爭論的最終方法。這帶來了新的證據原則和新的調查方式,并導致了歷史學家芭芭拉·夏皮羅所謂的“事實文化”(the culture of fact):觀察或目擊到的行為或事物——也就是事實——可以導出真相,事實不斷擴張自己的領域,從法律到科學,從歷史到新聞。[10] 之后,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進入了基于數據的事實時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事實”一度占據的地位現在被“數據”所取代,這造成了很多的認知混亂,不僅是因為收集和權衡事實需要調查、辨別和判斷,而且也因為對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被外包給機器了。我們現在很少發現事實;相反,我們下載事實。當然,我們也會上傳它們。

    因為數據堆積如山,所以,我們很快就發明了一系列技術來幫助我們。這些技術主要可分為兩類:算法機制和社交機制,盡管大部分工具其實結合了兩者。新的過濾技術是毀滅性的,尤其是在知識的權威性這一點上更是如此。一些舊式的知識機制,比如報紙、百科全書、教材等,其權威性來自于它們為其他人過濾信息這一事實。而如果我們的社交網絡是我們新的過濾器,那么這種權威就從遙遠的專家那里,轉移到了我們所熟悉、所喜歡、所尊重的人所構成的這個網絡上。

    由此我們進入了事實發展史的第三階段:網絡化事實(networked facts)的階段。如果經典事實和數據事實被看做是從根本上孤立的知識單元,那么網絡化的事實則被認為是網絡的一部分。網絡化事實的一大特點,用溫伯格的話講,是“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有太多的知識,是我們不可能全部知道的。

    “大到不可知”造成了一系列后果:第一,可用事實的數量大增,本身就會使人們對真相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我們可以隨手獲得如此多的事實,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結論的能力,因為總是有其他事實支持其他的說法。第二,網絡更加強化了我們本來的立場。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確認他們已有意見的“事實”,并駁回那些做不到這一點的“事實”。也就是說,事實與觀點之間不再涇渭分明了。第三,有鑒于此,可以看到,不論何種觀點,網上都有人不贊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們也永遠不可能達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無趣的事實上。

    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后事實世界”,幾乎所有權威信息來源都受到質量和出處皆十分可疑的相反事實的挑戰,那么騙子將沒有任何理由感到羞恥。在缺乏知識守門人的時代,誰說好的信息會注定戰勝壞的信息?最終,“我們看見事實被人們撿起來,摔到墻上,它們自相矛盾,分崩離析,被夸大被模仿。我們正在見證牛頓第二定律的事實版本:在網絡上,每個事實都有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11] 事實的土崩瓦解,正是造成后真相時代來臨的最大原因。事實本來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決分歧的方式。然而,網絡化事實卻開啟了一個充滿分歧的網絡。已故美國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曾經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每個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觀點,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實。”[12]然而在網絡化事實階段,每個人都開始擁有自己的“事實”。

    現實永遠可塑?

    擺脫事實的重力給人們帶來一些十幾歲孩子般的喜悅——那些教育和權威的重要象征終于可以被拋棄了,沒有人希望不斷地被提醒自己的地位和局限。然而還是存在一個問題:為什么這場對事實的叛亂現在發生了?

    許多人把原因怪罪在技術身上。信息時代并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說真話的新時代,反而讓謊言如野火一般蔓延開來。事實核查者捕捉謊言的速度趕不上謊言被制造出來的速度。而且,謊言發現了進入人們的頭腦和心靈的途徑:只需契合人們現有的偏見。相當多互聯網公司開發的算法基于用戶以前的搜索和點擊,因此,每次搜索和每次點擊都會發現自己的偏見得到確認。所謂算法過濾,意味著使用個性化算法,預測用戶想要的內容,從而呈現與用戶已建立的偏好相一致的東西。

    媒體的進化也為后真相增添了助力。社交媒體,現在是許多人的主要新聞來源,導致人們進入相似想法的回聲室,只帶來令自己感覺更好的東西,無論這些東西是否真實。在一個人們從朋友那里獲得大量信息的世界里,事實核查無法達到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手中。而且,還出現了一個悖論:那些積極尋求信息的人往往是占有信息比較多的人,而信息閉塞的人則滿足于已有的信息。事實核查盡管構成了最好的解決方案之一,但是,它只能為那些想要其工作的人而工作,而這樣的人的數量正逐漸縮小。

    此外,經濟和社會的不確定性加大了人們對事實的懷疑。 如果所有的事實都說你不存在經濟上的未來,那你為什么要聽事實的呢?在一個不乏蝴蝶效應的世界里,一個印度的小事件會導致有人在馬德里失去生計,政府似乎無法控制發生的事態,在此情況下,信任舊的權威機構——政治家、企業家、學者、媒體——聽上去像是一場玩笑。英國脫歐派領導人邁克爾·戈夫直言不諱地說,英國人“已經受夠了專家”。[13]愛德曼公關公司在一系列國家發布有關人們對政府、企業、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信任度的調查。2015年的調查顯示,“擁有受信任機構的國家數量在知情公眾中已經達到歷史最低點”。[14] 矛盾的是,不信任“主流”媒體(被特朗普攻擊為“跛腳媒體”)的人,根據美國東北大學的一項研究,更有可能接受虛假信息。“令人驚訝的是,另類新聞的消費者,即試圖避免主流媒體‘大規模操縱’ 的消費者,對于虛假主張的注入最易產生感應。”[15]這項研究顯示出陰謀論出現的一種有趣機制。陰謀論似乎來自于普通的諷刺評論或明顯的虛假內容以某種方式誘使人們輕信的過程。而這似乎又是經由那些主動尋求另類新聞來源的群體來實現的。無論如何,到處都可以看到,健康的懷疑已經被狂熱的陰謀論所取代。例如,克里姆林宮控制的電視臺發現美國的一切都是陰謀,而英國部分脫歐派眼里則滿是英國在遭受德國-法國-歐洲的陰謀的攻擊。

    最后,令真相和虛假混為一爐的,還有后現代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全面深入,它們在過去30年中從學術界傳播到媒體,然后出現在所有地方。這樣的思想流派采納了尼采的格言:沒有事實,只有詮釋。[16]事件只意味著敘事版本的不同,謊言可以巧辯為“另一種觀點”或“意見”,因為“一切都是相對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意大利學者毛里齊奧·法拉利斯是后現代主義最有說服力的批評者之一,他認為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多世紀以來的思想高潮。啟蒙運動的原始動機是把界定現實的權力從神的權威那里掠走,轉移到理性的個體手里。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已經把知識的位置移到人的大腦中,康德進一步認為整個現實只能依賴于大腦而存在,然而,如果你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么正如叔本華所說的那樣,“世界是我的再現”。[17]在20世紀后期,后現代主義者進一步說“文本之外并無其他”,[18]我們對世界的所有知識都是從強加給我們的權力模式中推斷出來的。[19]這導致了法拉利斯總結的三段論:“所有的現實都是由知識構建的,而知識是由權力構建的,因此所有的現實都是由權力構建的。……現實被證明是一種權力的建構物,這使得它既可憎(權力主導我們),又可塑(我們擁有權力)。”[20] 后現代主義認定自己具有解放性,構成使人們免遭壓迫性敘述的一種方式。 但是,正如法拉利所指出的那樣,“媒體民粹主義的到來提供了一種對現實的告別,可它遠遠不是解放性的”。[21]如果現實永遠是可塑的,那么貝盧斯科尼就可以辯解說:“你難道不知道電視上不存在的東西就不曾存在——不論是一個想法、一個政客還是一個產品?”[22]而布什政府就可以使基于錯誤信息的戰爭合法化。 “當我們采取行動時,我們創造自己的現實”,布什的一位高級顧問卡爾·羅夫告訴《紐約時報雜志》,“當你正在明智地研究這個現實時, 我們會再次采取行動,創造其他新的現實”。[23] 更糟的是,通過認定所有的知識都是壓迫性的權力,后現代主義實際上剝奪了反對權力的基礎理由。相反,它認為理性和智力是宰制的形式,必須通過感情和身體來尋求革命性的解放。寧要情感也不要以事實為基礎的論證,由此獲得了正當性。我們可以聽到脫歐運動最大的資助者阿倫·班克斯對此的回響:“留歐派不停地嘮叨事實,事實,事實,事實,事實。那一點用也沒有。你必須在情感上與大家形成聯系。”[24]放棄事實即放棄自由 2016年后真相政治的出現,對民主造成巨大挑戰。在特朗普到來之前,政治辯論就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虛假信息:粗疏的夸張,精心算計的無前提推論,有意的遺漏,無法證實的指控,蓄意的模糊,徹頭徹尾的謊言。只將特朗普與這個據稱是不真實的新時代聯系起來似乎是錯誤的;成千上萬的人在他之前做了他們的那部分。

    令特朗普凸現的是他對真相的蔑視態度。他如此公開地、興奮地表現出這種蔑視,好似他發現,讓所有人都戰戰兢兢的神話不過是個虛偽的贗品。民主世界第一次遭遇這種“后真相政客”。

    即使在一種寬容和道德多元化的文化中,“誠實”和“誠信”也仍然是政治話語中最重要的術語。幾乎每一場活動演講和政治廣告都會以某種方式訴諸誠實;候選人的話必須符合他或她的行為,修辭必須與行為一致。

    然而,特朗普正確地發現,美國的政治言辭已經變得空洞無物,充斥陳詞濫調和虛偽說法,與真相毫無關聯。每個人都假裝意味他們說過的話是真的,特朗普只是放棄了偽裝。特朗普及其追隨者不是使用言辭作為表達思想和論據的手段,而是以之作為武器——用以打擊對手,或是在對手不知所措的情況下混水摸魚。

    良好的政治辯論與民主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路易斯•布蘭迪斯大法官在1927年的“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案”中寫下的協同意見中,描述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是“有效民主所必需的功能”。他向“勇敢而自力更生的人”提出吁求,他們“相信作用于民主政府過程的那種自由而無畏的推理的力量”。布蘭代斯堅持說,“如果有時間通過討論揭露虛假和謬誤,通過教育過程來避免邪惡”,對言論造成的傷害所應用的補救辦法是更多的是言論,而不是強制的沉默。[25] 使布蘭代斯在言論自由史上占據里程碑地位的是,他認為,言論自由是民主政體中公民積極行使政治參與權的根本保障:“那些為我們爭得獨立的先輩們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來自勇氣。他們確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發現和傳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對自由的最大威脅是那些懶惰的人”。[26]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訴美國案”中,奧利佛·霍姆斯大法官在異議意見中表示,即使是不受公眾歡迎的思想,也應該有機會在“觀念市場”的競爭中接受檢驗。[27]霍姆斯大法官對言論自由的捍衛建立在抽象基礎上,而布蘭代斯大法官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更進一步,將言論自由與民主進程聯系在一起。他寫道,公民有義務參與統治國家的活動,而且僅當他們能夠充分并毫無畏懼地議論和批評政府的政策時,他們的上述義務才得以實現。如果政府可以懲罰某些不受歡迎的觀點,那么就會束縛自由,長此以往,民主進程就會被扼殺。因此,言論自由不僅是一項抽象的價值,而且是民主社會最為核心的要素之一。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布蘭代斯對政治辯論的重視建立在古希臘的古典共和主義原則之上,相信人們能夠擁有集體美德,而政治慎議的目標是共同善。今天,人們是否還能夠對“自由而無畏的推理”的力量抱有那么大的信心?特別是相信它是通過民主政府的過程來應用的?這兩者實際上都已被證明為艱難之事。而且,布蘭代斯認定“更多的言論,而不是強制的沉默”能夠對“虛假和謬誤”作出補救的看法,似乎也正在變得幼稚起來。

    “后真相政客”因為具有認識論的缺陷而無法認識真相:他們不再相信證據,甚至是客觀的現實。而沒有了事實,新的政治大師就會變成政治化妝師和政治技術專家。如此的后真相政治,會對民主政治造成巨大打擊,甚至導致暴政的卷土重來。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在特朗普當選后出版了《論暴政:20世紀的20個教訓》一書,其中指出,當你放棄你想要聽到的事情和實際情況之間的區別,你就是在承認暴政。[28] 斯奈德也提到了美國的建國先哲。他說,先哲們試圖保護美國人免受他們所知道的威脅,即那種摧毀了古代民主的暴政。然而,美國的政治秩序所面臨的新的威脅,與20世紀的極權主義并無不同。美國人并不比看到民主屈服于各種極權主義的歐洲人更聰明。如果在暴政中有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那就是,接受不真實構成了暴政的先決條件。我們仿佛在回歸奧威爾所描述的真切場景:過去被抹掉,而“抹掉過去”這件事本身又被遺忘,謊言由此成了真話。所以斯奈德斬釘截鐵地斷言:后真相就是前法西斯主義。他警告說:“放棄事實就是放棄自由。”

    然而,正像我們會逃避自由一樣,我們有太多的動力放棄事實。在21世紀,無論我們有多“大”的數據、多廣的網絡、多自由的言論,都無法確定人們是從信仰還是從事實知其所知;并且,可能也沒有幾個人相信,對任何事情還能夠加以充分的證明。

    沒有統一的背景標準,無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來源、或者可靠的調查方式,因而我們無法就事實達成一致,更不用說價值觀。我們不再為真相承擔責任,而且缺乏如何將具體事實納入一個更大整體的能力。基本上,我們放棄了理性,連同我們的公民身份一起。

    因此,我們迫切需要首先來確定一個事實:事實是好的。事實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絕望,但只有采用理性的、以事實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我們才能期望一個社會的繁榮。人類需要以一套共同的事實為基礎進行討論,而當我們不這樣做時,有用的民主辯論也就消失了。但這套共同的事實基礎已然很難建立在經驗主義之上,我們要么需要找到每個人都同意的除經驗主義之外的一些認識論原則,要么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不再用理性捍衛經驗主義。哲學家邁克爾·林奇懷疑,第一條途徑是不可能的,但第二條途徑則不無可能。他認為最佳的辯護是共同的實踐和道德承諾。[29] 這不禁讓人想起200多年前,美國立憲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向當時的民眾提出的一個令人糾結的問題:“人的社會,是否真能通過反思和選擇,建立良好政府?還是命中注定,要依賴機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30]時至今日,我們并未回答好這一問題。無論是在實踐還是在道德層面,社會的反思越來越缺少意義,選擇也越來越少;人們被趕入專斷權力的統治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機遇和暴力。

    為了實現良好的政治共同體,不妨重讀《聯邦論》,并相應地思考今天的政治。《聯邦論》第一篇說得很清楚:

    (1)你被要求選擇;

    (2)你的根本選擇是,要一個(罕見的)好政府還是(常見的)壞政府;

    (3)你的選擇會為你和你的后代以及整個世界帶來改變;

    (4)人性的缺陷使好的選擇變得困難,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個政治填海工程,要求的是愿意提出論據(也就是事實)的領導人,以及愿意考慮論據并有權作出選擇的公民。對于此種基于事實的政治的回報將是“反思和選擇”的力量的復興,以及這種力量可以造就的的和平、繁榮和人類共處。不能夠開創這樣的政治的風險則在于,喪失了對于善治的共同理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越來越習慣于彼此強加自己的意志,把任意獨斷的政府,連同死刑和稅收一起,并列為最可靠的事實。

    (原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4期)

    注釋 [1] “Nigel Farage: £350 million pledge to fund the NHS was 'a mistake”, The Telegraph, 24 June 2016,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6/24/nigel-farage-350-million-pledge-to-fund-the-nhs-was-a-mistake/; “Brexit: £350 million a week extra for the NHS only 'an aspiration' - says Vote Leave campaigner Chris Grayling”, The Independent, 27 June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brexit-350-million-a-week-extra-for-the-nhs-only-an-aspiration-says-vote-leave-campaigner-chris-a7105246.html [2] “Donald Trump just called himself ‘Mr. Brexit,’ and nobody really knows why”, The Washington Post, 18 August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8/18/donald-trump-just-called-himself-mr-brexit-and-nobody-really-knows-why/?utm_term=.71d7bd780294. [3] “Word of the Year 2016 is…”,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4] (英)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董樂山譯,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70頁。

    [5] “George Orwell’s ‘1984’ Is Suddenly a Best-Seller”, The New York Times, 25 January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25/books/1984-george-orwell-donald-trump.html. [6] “Donald Trump is the sole reliable source of truth, says chair of House Science Committee”, Vox, 17 January 2017, http://www.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7/1/27/14395978/donald-trump-lamar-smith. [7] “Trump’s real war isn’t with the media. It’s with facts”, Vox, 21 January 2017, http://www.vox.com/ policy-and-politics/2017/1/21/14347952/trump-spicer-press-conference-crowd-size-inauguration. [8] “I was a White House fact-checker. Don’t accept Trump’s attitude toward the truth”, Vox, 27 January 2017, http://www.vox.com/first-person/2017/1/27/ 14398320/trump-spicer-facts-truth. [9] (美)戴維·溫伯格:《知識的邊界》,胡泳、高美譯,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60頁。

    [10] Barbara J. Shapiro, A Culture of Fact: England , 1550-172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 (美)戴維·溫伯格:《知識的邊界》,胡泳、高美譯,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62頁。溫伯格類比的應該是牛頓第三定律,此處作者有誤。

    [12] 轉引自(美)戴維·溫伯格:《知識的邊界》,胡泳、高美譯,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56頁。

    [13] “Britain has had enough of experts, says Gove”, Financial Times, 4 June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3be49734-29cb-11e6-83e4-abc22d5d108c. [14] “2015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http://www.edelman.com/insights/intellectual-property/2015-edelman-trust-barometer/. [15] Delia Mocanu et al., “Collective attention in the age of (mis)information”, http://arxiv.org/abs/1403.3344. [16]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Penguin, 1977, p. 458. [17]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 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 (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 Ka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0. [18] 雅克·德里達說過,"there is no outside-text" (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即“沒有外在的文本”。這句話被誤譯為"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即“文本之外并無其他”,經常被用來表明德里達認為除了言語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例如米歇爾·福柯的看法就是如此。實際上德里達只是想表示,區分何為“內”、何為“外”簡直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的上下文(context)是延異的核心,不存在意義整全的那一刻。

    [19] 福柯將知識作為權力的歷史表現而進行的考察,參見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20]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 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 (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 Ka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2. [21] Maurizio Ferraris, Introduction to New Realism (translated by Sarah De Sanctis),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 21. [22] Alexander Stille, “The Corrupt Reign of Emperor Silvio”, 11 March 2010, http://alexanderstille.net/the-corrupt-reign-of-emperor-silvio/. [23] Ron Suskind, “Faith, 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 2004. [24] “Leave donor plans new party to replace Ukip – possibly without Farage in charge”, The Guardian, 29 June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jun/29/leave-donor-plans-new-party-to-replace-ukip-without-farage. [25] Whitney v. 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 [26] Whitney v. 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 [27] Abrams v. United States,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50/616. [28]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2017. [29] Michael P. Lynch, The Internet of US: Knowing More and Understanding Les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York: Liverigh, 2017. [30]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約翰·杰伊,《聯邦論:美國憲法評述》,尹宣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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