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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儒家經濟圈如何和而不同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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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文明是多極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儒家文化也是東亞文明的內核,即中國大陸、以及香港、澳門和臺灣、日本、韓國、新加坡及越南等八個國家和地區,都對儒家文化有一致認同感。參考“盎格魯圈”(Anglo Sphere,盎格魯圈,即指受英國自由價值觀影響的、講英語的國家和地區,前身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核心是英、美、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的提法,筆者提出“儒家圈”(Confucian Sphere),其內部經濟關系與結構可稱之為“儒家經濟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

    按世界銀行數據,2016年儒家經濟圈(CES)名義GDP總量達到18.95萬億美元,超過美國(18.57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曾幾何時,儒家圈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中國則是儒家圈“中心”的“中心”——按照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中國1820GDP占世界總量的32.9%,遠高于西方國家總和。 是次,儒家經濟圈GDP重回世界第一,僅中國大陸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30%,又成為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宰力量之一。

    著眼于全球化競合和中國再崛起,筆者認為發展與鞏固儒家圈的文化認同感,整合與分享儒家經濟圈內部資源,可能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行動。

    儒家圈的文化認同

    儒家圈具有顯著的文化同根性,其根植于中華文明及儒家思想,長期以中國的發展引領為文化認同的軸心。儒家圈在發展模式、社會結構、信仰和文明、文化和文字等許多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性,與“盎格魯圈”大為不同,這或許也是受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理念的影響,求同存異,各有精彩。

    儒家圈在以下幾方面表現出的文化認同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首先,重視教育,培養了人類有史以來數量最龐大的優秀勞動者。杜維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對教育的重視,可以視作一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在儒家圈,始終有“言傳身教”的家教訓念,即使在21世紀仍被恪守傳承。東亞經濟奇跡,離不開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質勞動力。

    其次,勤勉、務實、肯干的傳統,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儒家追求的是此世的價值實現而不是來世或者彼岸,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儒家圈的人在此世勤勉工作。社會學家韋伯說,“中國人的勤勉與工作能力一向被認為是無與倫比的。” 這一點與基督教新教徒的勤勉精神,可謂殊途同歸。

    第三,重學習的傳統。無論是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是佛教,都有專業的布道者,有明顯的自上而下的布道和服從教義的傳統。儒家的學習理念則不同,“三人行必有我師”,“虛心使人進步”,這些觀念反映出儒家勤勉、開放、包容的學習觀。我們看到,儒家圈的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和員工,都有顯著的勤勉和學習的傳統。從技術到管理,從器物到思想,會抱著開放的學習態度,夠博采眾長,做到與時俱進。在日益復雜多元的全球化競爭中,儒家中庸包容的重學習的態度,或許更有助于以經濟為手段,以思想和文化為基礎,成為構建世界新秩序的積極力量。

    當然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雖然儒家圈在思想和文化上有同源性,但由于發展模式的不同和地緣政治的復雜性, 儒家圈內的各民族國家的關系地區之間的關系在過往的幾個世紀中都比較復雜,如日韓之間,中日之間,南北韓等等。學界分析認為在儒家的主要思想價值中,中日韓有不同的取向。日本強調“忠”, 韓國強調“義”,而中國更重“孝”。更不能忽視的是,儒家圈內的各國和各地區的政體和社會管理機制差異性非常大。中國大陸致力于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港澳地區采取“一國兩制”的模式。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地區和越南的政體也各有不同。

    儒家經濟圈的耦合度

    在世界發展史中,以中國為核心的儒家圈曾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引領世界發展。西方工業革命后,中國開始逐漸衰落,儒家圈整體發展也滯后于西方。以英美德法為代表的西方快速崛起,世界發展格局轉為西方引領東方。二戰之后,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的崛起喚醒了東方,中國大陸經濟在過去30多年的持續快速發展則一步步夯實了儒家經濟圈的全球地位。2016年,儒家經濟圈GDP超越美國,重回世界第一(圖表1)。

    圖表1:1960年以來主要“文化經濟圈”的GDP總量(十億美元)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儒家圈GDP重回世界第一是一件具有著深刻戰略考量價值的標志性事件。

    首先,儒家經濟圈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30%,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支主導力量。中國是儒家思想的發源地是根之所在。2016年中國大陸GDP約占儒家圈經濟總量的60%,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主力,中國經濟的中心地位使儒家經濟圈的內涵價值更加凸顯。回看歷史,儒家圈的發展與曾經的輝煌也主要是圍繞中國的經濟實力而實現的。

    第二,儒家經濟圈內部的經貿與投資關系擁有非常高的耦合性,經濟發展的相互依存度比較高。除中國澳門外,中國大陸是儒家經濟圈內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對外直接投資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日本是中國大陸最大的FDI來源國,中國也是韓國第二大FDI投資目的地。近年來,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等金融融投資體系的建立,將會對世界投資貿易體系格局產生深刻影響。儒家經濟圈之間的經濟發展階段、貿易互補性、戰略資源稟賦差異性及區位優勢,都是“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比較理想或優先發展的經濟區域

    圖表2:儒家經濟圈之間的貿易伙伴關系

    資料來源:UNCTAD STAT

    第三,儒家圈各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相對完善,交通管理和物流體系的運轉效率相對較高,經貿合作的交通中轉樞紐地位突出。儒家圈之間較為相近的地理優勢又進一步增強了內部經貿往來的利益前景。在2016年世界機場排名中,北京首都(第2名)、東京羽田(第5位)、香港赤鱲角(第8位)和上海浦東(第9位,如果將上海浦東和虹橋合并統計,2016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億人次,成為全球第5個航空旅客跨入億級“俱樂部”的城市)躋身全球十大繁忙機場。此外,廣州白云(第16位)、新加坡樟宜(第17位)也排名靠前。在2016年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有七個來自于中國大陸,而除阿聯酋迪拜港之前,九大港口全部來自于儒家經濟圈,分別是上海港(第1名)、新加坡港(第2名)、深圳港(第3名)、舟山港(第4名)、香港港(第5名)、釜山港(第6名)、廣州港(第7名)、青島港(第8名)和天津港(第10名)。

    第四,儒家經濟圈擁有顯著的人口紅利優勢,人口總數達16.81億人 ,是歐盟人口的3.3倍,美國的5.4倍,印度的1.36倍。相近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相對根源性的文化認同,加之近鄰關系和便捷的交通,這些要素疊加人口優勢,已經在旅游服務市場產生了市場紅利。目前,中國大陸是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等儒家圈“兄妹”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根據中國旅游研究院數據,當前中國大陸游客最熱門的10大目的地國家和地區分別為泰國、韓國、日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印度尼西亞、越南;人氣最高的前十大目的地城市是:曼谷、首爾、香港、臺北、新加坡、東京、大阪、吉隆坡、清邁、澳門。可以看出,儒家圈對中國游客的吸引力一目了然。在中國入境游方面,中國香港、韓國、中國臺灣、日本、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國澳門、越南等國家和地區位列十大客源地,儒家“兄妹們”全部入圍。

    不僅中國游客偏愛儒家圈,儒家圈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旅游往來關系也很緊密。比如,新加坡入境游客人排名前三位的來源地是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韓國入境游客前三位是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日本排名前三的是中國大陸、韓國和中國臺灣。

    第五,廣泛、頻繁且特色鮮明的文化交流,折射出儒家圈的文化同根性,是儒家圈文化交往與經濟合作的重要紐帶。改革開放后,港臺影視劇、日劇及動畫片、韓劇乃至新加坡電視劇等,是深受中國大陸消費者喜愛海外文化產品。近年來,《甄嬛傳》、《步步驚心》、《還珠格格》等國內熱播影視劇,在儒家圈內部也有較高熱度。日本動漫、韓劇、港臺歌星、中國歷史劇等,在儒家圈之間有著廣泛的消費熱度;書法、繪畫、文學、圍棋等文化形式,在儒家圈普通民眾中同樣擁有很高的認可度和參與者。

    盡管儒家圈之間在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發展模式等多方面有很大差異性,但在文化根源性和現實的經濟利益等方面,藕斷絲連,交融互利,相生相伴。儒家圈之間顯著的耦合關系決定了,其龐大的經濟體量同時擁有較強的結構性張力,持續增長能力也很強。

    求同存異共謀發

    近幾年,儒家圈之間多有隙縫,分歧多于共識,錯失了一些重要的戰略合作發展機遇。“和而不同”本是儒家思想最為精華的發展理念之一,歷史上儒家圈的和諧發展因“不同”而趨利相“和”。這些年由于缺乏對趨利相和的戰略認同,儒家圈彼此間將合作共贏的“資產”變成了阻礙發展的“負債”。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儒家圈內的國家彼此若能跳出自身發展的思維局限性,關注文化的根源性和經濟的耦合性所凝聚的發展共識,求同存異,能夠給地區和平穩定發展乃至世界帶來更加積極的發展力量,為世界人民創造福祉。

    首先,為建立廣泛深遠的戰略合作,儒家圈彼此應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將發展差異化視為一種互補優勢,增強相互之間的溝通、學習和交流。

    日本是儒家圈乃至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日本社會有許多發展經驗、管理方法和資源積累優勢,都值得儒家圈的其它國家和地區學習與借鑒。日本國民的教育與素質良好,社會以中產階層為主,和諧程度相對較高,踐行了敬天愛人與天人合一。日本社會的基礎研究實力令人矚目,近年來產生了數十位諾貝爾獎得主,科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較高。雖然日本常常被看作是一個文化獨特封閉的國家,但事實上,19世紀以前一直向中國學習,明治維新后向歐美學習,日本其實是一個不斷追求向外學習、消化吸收、實現自我發展的國家, 在東西貫通與古今融合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種絕對的開放與相對的保守,也是前文所談到儒家文化重學習、務實、中庸的表現。全球化時代,日本產生了一批世界級企業,如豐田、新日鐵、日本精工軸承等等,也產生了像JIT, TQC以及精益制造等影響世界的原創管理思想。日本社會走過的發展道路及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值得儒家圈學習。

    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是曾經的“亞洲四小龍”,在轉軌經濟和社會轉型方面,亞洲四小龍是為數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后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

    韓國擁有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經濟發展主要是通過學習和效仿日本企業,韓國也產生了三星、現代汽車等一批世界級企業。華人和華裔占多數的新加坡是在夾縫中發展起來的現代化國家,在東方文化與西方社會制度的融合性方面,新加坡有很多成功經驗。同時,在東西方政治關系管理的中庸之道與合作共贏發展目標,新加坡方法也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巧妙運用,值得儒家圈學習。與新加坡相似,中國香港的社會管理體系融合了儒家之道與西方之術,城市建設與管理方面的很多經驗值得借鑒。

    其次,凝聚共識,積極構建一體化經濟發展體系和商業合作協作機制。儒家圈應高度重視彼此間緊密且龐大的經濟利益,以及細絲相連的經濟耦合度。一方面,積極構建儒家經濟圈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及相關的FDI、匯率、清算等制度等。在東盟自由貿易的基礎上,重點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早日實現10+3自由貿易發展格局。另一方面,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充分發揮勤勉工作、開放學習和注重教育等儒家文化力量及形成的獨特勞動力資源稟賦,加快促進儒家經濟圈勞動力市場和知識經濟的自由流通,使經濟合作與人文交流能夠協同發展。

    第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假若筆者上述有關儒家圈協同發展的戰略構想得以實現,儒家經濟圈的內部協同效應不斷被夯實,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增長與創新發展的核心力量之一,這或許是對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理念的最佳實踐,也不啻為中國向世界展現文化自信的最佳例證之一。儒家圈建立的廣泛、緊密且相互學習與包容的發展機制,也會對日漸增強的反全球化主義產生正面的沖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儒家圈共同努力成為“再全球化”的有力推動者,促進全球新一輪發展,實現人類的共同繁榮。此外,將先哲“天人合一”的理念帶到全世界,為全球關注的地球保護行動和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提供一種發展思路和解決方案,這或許可以開創一個人類發展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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