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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演講犀利評價改革的歷史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許小年

    改革的歷史

    1

    大家下午好,今天在這里講從歷史上看改革,我們幾千年的歷史,實際上是不斷改革與革命的歷史。當前一些企業界的朋友、學界的朋友,甚至政界的朋友都感覺到有點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樣,在困惑中試圖尋找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方向,于是就去讀歷史。如果忘記了歷史,就容易迷失在當下。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改革事業綿延不斷,戰國時期商鞅和秦孝公的變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兩次大規模的變法,為秦國崛起作為戰國時期的霸主,乃至后來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歷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漢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發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歷史上相當的負面,這是因為中國的歷史自從儒家被確立為正統的意識形態之后,就脫離了司馬遷的傳統,不是盡可能真實、客觀地去記錄和探討歷史,而把教化作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話,“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寫歷史的目的是為了讓亂臣賊子懼怕。歷史材料的選取、歷史事件的記錄、歷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設定的指導思想,歷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續到今天。王莽被認為是亂臣賊子,篡奪西漢政權的野心家,代表了這個反動階級,那個落后勢力等等。實際上,如果客觀地回顧一下歷史,王莽是一個認識到當時尖銳的社會政治矛盾的大臣,試圖通過改革來解決這些矛盾,但是他失敗了。失敗有歷史的機緣,也有個人的原因。后世的史學家,特別是儒家的史學家對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態度,實際上他是一個希望有所作為、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

    王莽之后,南北朝時期有北魏孝文帝和馮太后的漢化改制,在歷史上留下的資料也不多。實際上孝文帝的改革對后續中國制度的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例如如北魏所創立的府兵制、租庸調制、均田制等等,都被后來的隋朝和唐朝所繼承,但是因為北魏屬于外族,鮮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權,漢人史學家寫這一段時,總帶著一種非常復雜的心理,說他們是“五胡亂華”,就像后來明朝人寫元史一樣,元史的篇幅和一個近百年的統一皇朝不相稱,因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權。

    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變法,時間跨度大約16、17年,從1069年到1085年。

    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張居正,從1572年到1582年。對于張居正的改革,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認為這不是一次改革,只不過想通過整頓吏治、調整政策來提高明帝國國家機器的效率,改革的深度和范圍遠不及王安石變法。

    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是清末光緒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變法,但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了。眾所周知,慈禧太后發動了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殺害六君子,各種新政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流產了。

    最近的是鄧小平領導的1978年改革開放。

    簡短地回顧一下歷史,粗略地講,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國的歷史上就會出現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許純粹是時間的偶然,也許因為中華帝國的制度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必須通過改革來進行調整。古人有句話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我們看了一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興。歷史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這是學界一直討論的問題,我們不在這里展開講,把這個問題留給將來的研究者回答。

    在這些改革中,一頭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敗,一頭一尾就是商鞅變法以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成功了,中間的改革或者變法都失敗了。我用的“改革”和“變法”兩個詞是同一含義,似乎“變法”一詞更適合古代,而“改革”是現代用語。

    雖然這些改革中只有一頭一尾是成功的,但在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對國家和民族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成功的革命。商鞅變法促進了中國社會從封建制向集權官僚制的轉變,這是中國社會的第一次大轉型。這個大轉型發生在東周末年、春秋時期,經過春秋戰國二、三百年的混戰,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這個轉型才算完成,但不是像歷史教科書說得那樣,轉向封建社會。教科書上講,秦統一中國標志著封建社會的開始,這個論斷今天在史學界被公認是錯誤的。從嚴格的定義出發,中國封建社會只有西周一朝,這不僅是中國史學界的共識,也是國際史學界的共識。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實際上就是西周一朝,國外的學者余英時,普林斯頓大學的東方史、東方文化專家,也是這個看法。秦始皇統一中國,宣告封建社會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皇權官僚專制時代開始了,為這個新時代揭幕的就是商鞅變法。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大大推進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從秦始皇統一中國直到清朝,按照武漢大學馮天瑜教授的說法,中國社會是皇權專制和宗法社會,我基本同意他的這一判斷。為了簡化起見,我們稱皇權專制和宗法社會為傳統社會。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大轉型,即現代化轉型,有些史學家把轉型的起點劃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有些人認為是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有些劃在了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起點在哪里,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國社會的傳統形態已經保持不住了,必須向現代社會轉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毫無疑問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推動。

    改革雖然沒有像革命那樣波瀾壯闊和驚心動魄,但是對于社會的發展、對于中華文明的成長,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響遠遠超過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數都是改朝換代,而沒有造成實質性的變化,這兩次成功的改革,卻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實質性的變化,這也是我為什么對于改革的歷史感興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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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和改革的區別從英文詞上也可以看出來,“革命”在英文中叫 revolution,它的詞根是個動詞revolve,循環、輪回的意思。當然“革命”這個詞不是從英文來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現了,比如說湯武革命,商湯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紂,都被稱為革命。這些革命只不過是改朝換代,而不是制度創新。“改革”的英文是reform,是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是實質性的變化。

    一頭一尾的改革成功了,中間的都失敗了,原因在哪里呢?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敗的變法都是修補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補補,無法解決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矛盾,因此沒有辦法獲得成功。

    所謂突破就是突破現有體制,讓新生力量涌現出來,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舊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動變革。新生力量產生于新的激勵機制,激勵是個經濟學的概念,我們實際上是在用經濟學方法分析歷史,是經濟學和歷史學的交叉與融合。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加有效,提高經濟的總產出,提高社會的融合度和穩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效率來自激勵,制度的作用就是調整社會的激勵機制,使得現有資源產生更高的效率。在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最重要的資源就是人力,另一個是土地。到了近現代,資本的作用越來越大,而當代決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項,那就是技術。古代的生產要素主要是人和土地,如果有一種制度能使人和土地能夠產生更高的效益,那么這個國家在經濟上就會走在其他國家前面,隨著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增加,有錢就可以養兵,古代所有變法者想實現的目標都是富國強兵。

    效率高了,在資源總量沒有很大變化的情況下,社會總產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就能夠實現“有人收益而無人受損”,變法就是一個雙贏或多贏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起碼阻力小多了,新制度就可能生根、固定化并延續下去,變法就成功了。如果不能做大蛋糕,變法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損,受損的那些人必然反對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撓,變法就難逃失敗的命運。所以變法能否成功的關鍵是能否給全社會帶來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從中受益。要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受益,新法或新制度必須是能增加社會總產出的,或者增加社會總財富,在資源總量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就必須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這個邏輯鏈比較長,大家能不能接受?這是我們理解歷史上變法成功與失敗的關鍵所在,所以我愿意多花一點時間解釋。改革也罷,變法也罷,要使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受益,前提是增加社會總財富,在土地面積不變的情況下,在人口總數不變的情況下,做大蛋糕就必須提高土地和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以提高效率為目標,而不是簡單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會激起受損方的反對,變法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變法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都增加了社會的總財富,這是他們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變法,并不是著眼于社會總財富的增加,并不是著眼于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僅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發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對,最后歸于失敗。

    第二個區別,失敗的修補型變法是單純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體系推進。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完全依靠體系內的官員設計和操作,在變法的過程中沒有新生力量冒出來,沒有推動和支持變法的社會的基礎。成功的變法在突破現有體制的時,出現了新生力量,就商鞅變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農民,在鄧小平改革的時代,就是廣大的農民、城鎮的居民和企業家。

    第三,突破型的變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鄧小平的改革不是單純的自上而下,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間創新。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他自己躲在宮里想出來、設計出來的,而是來自于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王安石更是頂層設計的大家,我們今天看一下歷史的記錄,不得不佩服這個人,雖然他的變法失敗了,他工作的勤奮、用心的良苦、設計的周全、為官的廉潔,在今天一定會是優秀黨員,論個人的聰明才智、努力程度和人品上都無可挑剔。遺憾的是他的方法錯了,完全的頂層設計,用政府取代市場。用政府取代市場有什么問題呢?政府不了解市場的運作,因此頂層的設計往往不具備實際可操作性。頂層設計的另一問題是激勵不協調,甚至產生相互沖突的激勵,矛盾導致生產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種各樣的新政都是設計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實踐中全都碰了壁,不僅沒有實現他當初的設想,反而打亂了社會經濟秩序,影響了正常的生產和交易。官員反對新法,因為新法傷害了官員的利益;民眾怨聲載道,因為民眾沒有從新法中得到實惠。于是變法就轉變為政治斗爭,一旦轉變為政治斗爭,新法必定失敗,因為官僚體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傾向,而且新政不能收到預期效果,變法者很難證明自己的正確。王安石在政治斗爭中敗下陣來,結果是人亡政息。

    3

    變法成功與否,我們看的并不是變法者個人的成敗,商鞅最后的結局很悲慘,秦孝公死后,過去被處罰過的守舊派大臣擁立太子上臺,新君立即殺了商鞅,但商鞅所建立起來的制度原封不動的保留下來了,為什么呢?因為新的制度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有效的,誰也不想改。所以變法或改革的成功與否并不是看變法者個人的榮辱,而是要看他們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續下來了。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罷相之后宋神宗仍在執行,但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就都被廢除了。

    下面我們看第一個成功的案例——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有兩項,一個是經濟上的,一個是政治上的。經濟上最重要的是改變土地所有制,“廢井田,開阡陌”,土地私有化。為什么要廢除井田制?用今天話講,井田制是土地國有制下的集體經濟,當然會有歷史學家不同意這個說法。由于中國的封建社會太久遠了,留到今天的關于井田制的資料少的可憐,找不到詳悉的史料說明井田制到底怎么運作的,僅僅在《孟子》中大約有不到100字的描述,《詩經》中有幾行詩提到過,甚至孟子的時代是不是還有井田制,孟子本人有沒有看到過井田制都是疑問。后人猜想,井田制大致而言是國有土地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土地的使用、經營和擁有都必須經過周天子的批準,天子把土地賜給諸侯,諸侯才有經營權,諸侯再把土地“轉包”給大夫,大夫找農民來耕種。國有土地上的農業生產是集體進行的,所謂井田就是在一塊土地上橫劃兩條線,豎劃兩條線,如同一個“井”字,一塊地就分成了九份。中間這塊土地是公田,公田的收成屬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子、諸侯或大夫,八家農民耕種圍繞著公田的那八塊私田,農民沒有土地,為了獲得私田上的收成,必須無償為封建主耕種公田。

    順便在這里多說一句,依附封建主的農民不一定是奴隸,教科書上說西周奴隸制,這個說法起碼是缺乏依據的,在田間勞動的可能有奴隸,但也有自由民,現在還不能證明奴隸是勞動力主體。歷史教科書上的錯誤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相當多,歷史研究最可貴的是獨立和客觀,不能用預先設下模式,削足適履,把中國歷史硬塞進一個普適的模式中去,這是非常糟糕的研究方法。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現差錯,一些很有才華的歷史學家得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

    回到井田制上,這個制度為什么效率低?周邊的八家農民耕種公田,他們不會有生產積極性。我本人有過親身的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幸被送到農村去當知青,當時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大家一起干活,年底時一起分配收成。那時有生產隊的地,還有一小部分位置較好、較為肥沃的自留地,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塊地是生產隊的,哪一塊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訴你,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長得綠油油、站在那挺拔有力的,肯定是自留地。莊稼蔫黃、無精打采地在太陽底下游來晃去,那肯定是生產隊的地。井田制和人民公社沒效率,原因是經濟學中說的激勵機制不對頭,個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得到的勞動成果沒有直接掛鉤,生產隊里的莊稼就是長不好。那時我們很苦惱,我對經濟學的興趣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為什么農民不好好干活?毛主席讓我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我們發現貧下中農的覺悟并不高,他不好好種集體的地,精耕細作的都是他的自留地。農民還自私,到了什么程度?在山上干活,總有要方便的時候,他硬憋著,收工后一路小跑,回家直奔廁所,糞便要留在自家的糞坑里做肥料,不想留在生產隊的地里。

    土地公有制和集體經濟沒有效率,商鞅改變了土地制度,土地分給個人,不再分公田和私田,農民繳租后收成歸自己,相當于古代的聯產責任承包制。商鞅獎勵農民墾荒,擴大生產規模,過去荒地不能種,因為都是王土,不能動。“開阡陌”就是把分隔土地的土梗全給打開了,土地重新分配,可以開荒墾殖。這是一場效果明顯的農業改革,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和我們1978年農村改革的性質是一樣的,國有制變私有制。

    在政治上商鞅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度,建立了軍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世襲的,個人再能干沒有用,必須要會投胎,今天人們講投胎是個技術活。封建制講的是人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才能,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帶兵打仗。那時當兵打仗不是義務,而是一種特權,平民和農民沒有資格當兵,更不要說當軍官和指揮軍隊了。在新的軍功爵位制下,你只要在戰場上勇猛殺敵,憑戰功就可以封爵,就可以提拔當軍官,就可以在朝廷和衙門里任職。所以秦國的文物官員中有兩個特點,第一平民多,第二是外國人多,商鞅本人不是秦國人,而是衛國人,原名衛鞅。大家都知道的秦國宰相李斯,也不是秦國人,而是魏國人。商鞅和李斯都是布衣知識分子出身,而不是來自鐘鳴鼎食的貴族之家。

    商鞅的制度和我們所講的效率有什么關系?通過競爭選拔機制,提高了人力資源的效率。秦國的平民中有很多能人,但在封建貴族制下沒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大家都知道,戰國晚期有一場非常重要的戰斗——長平之戰,戰爭爆發在秦國和趙國之間,秦軍的統帥是白起,一介平民,憑著戰功一級一級升上來的,最后成了秦軍的總司令。趙軍的統帥開始是廉頗,后來是趙括。趙括出身軍事貴族世家,相當于紅二代吧。廉頗采取的戰術是堅壁清野,不和秦軍正面沖突,因為他知道趙軍的戰斗力不如秦軍。趙王不高興,說將軍為什么總不出戰呢?覺得廉將軍是不是太老了,失去了斗志,換一個年輕的吧。選來選去選中了趙括,不是因為趙括帶兵打仗有戰功,而是因為他爸爸是著名的將領。趙括的母親不同意,說這孩子雖然從小熟讀兵書,但是從來沒打過仗,讓他掛帥出征不靠譜,如果大王非要用他,我有話在先,如果打了敗仗,你不能治我的罪。趙括果然大敗,20萬趙軍俘虜被秦軍殘忍地集體坑殺。

    秦軍在各國軍隊中戰斗力最強,得益于它的人才選拔機制和激勵機制,而其他六國還都是封建制下的貴族爵位世襲制。但你爸爸會打仗,不能保證你也會打仗,在人才選拔機制上秦國就勝了其他國家。軍功爵位制為軍隊提供了強大的激勵,取敵甲士一首級,賜爵一級,田一頃,宅一畝。這是什么樣的激勵?就是今天的計件工資,業績和獎勵直接掛鉤,不用監督士兵,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肯定努力殺敵。而在東方六國中,還是古老的講出身、論血統的這樣一套人力資源系統。后來六國都說秦國有虎狼之師,但沒有想到是什么造就了虎狼之師,沒有看到虎狼之師的后面是良田美宅和高官厚祿。

    商鞅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我們今天講的經濟學原理關系不大,在這里簡短提一下。屬于政治體制的改革還有廢封建,立郡縣,在鄉間建立保甲制,目的是強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增加財政收入,維持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郡縣制并不是商鞅的發明和設計,在商鞅全面推廣之前,這項制度已經存在了二百多年,被認為是由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制度,商鞅做的只是在全國范圍上的普遍實施。其實土地私有化也不是商鞅的設計,公元前594年,魯國就開始征收土地稅,承認土地私有。所以我們說商鞅變法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鄧小平的改革也是這樣的。

    商鞅在策略上也是很成功的,在變法之前公開論戰,形成共識。司馬遷有紀錄,商鞅和守舊派的大臣在秦孝公面前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到底要不要變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得到了秦孝公的肯定。反對商鞅的人說你的新法和祖制不同,你再高明,能比祖宗還高明嗎,我們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之法。商鞅針鋒相對,時代不一樣,所以治理國家的方法也不一樣,不能效法古人。

    王安石變法之前也有爭論,但所有的變法者在這方面都處于天然的下風,因為變法要觸動現有制度,而現有制度和正統意識形態是相互協調和相互支撐的邏輯整體,變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變正統意識形態,這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王安石沒有辦法,只好瞎編,說新法不是我的發明,古代堯舜禹時就有。但這誰知道啊?堯舜禹三代發生什么事根本就沒有史料留下來,你的依據是什么呢?說服不了人。王莽變法不得不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義實行新法。康有為變法要先寫一本《孔子改制考》,說我今天提出的主張實際上孔子都已經研究過了。我們回憶一下1970年代、80年代,鄧小平要改革,馬上有人提出姓資還是姓社。小平講,不要爭論姓資姓社,看實際效果,也就是“黑貓白貓論”。這是一個明智的做法,因為爭論起來,改革者一定處于下風。

    商鞅的運氣好,秦孝公認同他的觀點,堅決支持他變法。但僅有君王支持還不夠,你的政令能不能得到執行?執行之后有沒有效果?官員和百姓都感到疑惑,都在觀望,這就是經濟學中講的政策的公信力問題。商鞅和新法有沒有公信力?大家信你才能跟隨你,才能執行你的政策,不信,就是國王下詔也沒用,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說的就是這個問題。為了建立變法的公信力,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嚴懲不貸。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商鞅在國都南門豎了一根木頭,貼出告示,有誰把這木頭從南門扛到北門,賞十金,雖說那時的金其實是銅,但也很值錢。眾人圍著這個告示看了半天,當時的國都不大,從南門到北門只有3華里,扛一根木頭走過去不是什么太難的事,為這事得到十金的賞賜,好像不太靠譜,大家圍觀而沒人動手。商鞅看看沒人信,把賞金提高到五十,人群中終于走出一位,把木頭扛到北門,果然得到五十金。立木為信,從此秦人知道,商鞅是令出必行的,違法就受到懲罰,服從就有好處,用這樣的辦法提高變法的公信力,減少變法的阻力。

    當然,新法有無公信力,最根本的還是要看實效。于是在第一次變法之后,商鞅就帶領軍隊和魏國打了一仗,秦軍獲勝,一舉收回了原來割讓給魏國的河西之地,用戰場上的勝利來顯示新法的效果,用抓住老鼠平息黑貓白貓的爭論。

    商鞅的政治體制改革打開了平民和農民的進身之階,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因為農民現在可以獲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平民可以靠戰功進入軍隊和政府,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舊派阻力的重要新生力量。由于激勵機制的改變,土地、人力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到了這個時候,變法甚至對初期的受損者來說也是有益的了。受損者是貴族階層,他們的特權社會地位被削弱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商鞅沒有采取暴力手段鏟除貴族階層,而是通過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不斷降低貴族階層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中的相對重要性。商鞅也沒有剝奪貴族的土地,只是說從今天開始,你們可以繼續過富裕的生活,但不能當官,僅有門第出身和土地財富不行,當官必須有戰功。變法對于貴族來說實際上也是有利的,戰國時代天天在打仗,秦國要是戰敗滅亡了,貴族將失去一切,財產、地位、優裕的生活,什么都沒了。在外部競爭的壓力下,貴族也感覺到,變法雖然降低了我們在社會中相對的地位,但保住了我們的土地,保住了這個國家,使秦國免遭兵燹亡國之災。所以說商鞅變法是雙贏和多贏的博弈,多贏才能成功。

    鄧小平的改革大家都很熟悉,我講簡短一些。改革取消了中央計劃,解散人民公社,改變了農民的激勵機制,這和“廢井田,開阡陌,土地私有化”的作用是一樣的。鄧小平為首的執政黨做的更多,他們允許和鼓勵城鎮民營經濟的發展,由利潤來驅動企業家,由績效工資來激勵工人,資源從低效的農業部門流向了高效的城鎮工商業,從低效的國有企業流向了高效的民企,從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蛋糕做大了,各階層人士都獲益,民眾生活水平提高,執政黨的地位加強,這也是雙贏和多贏的博弈。所以在小平同志逝世后,市場經濟制度繼續存在,今天如果再回到計劃經濟,恐怕是沒什么人支持了,就像商鞅死后秦國人不愿回到舊制度一樣。效率的提高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獲得好處,都感覺到新制度的優越性。不管在政治觀點上、在社會問題上有多大分歧,我相信現在社會各界的共識就是中國不能倒退回中央計劃,市場經濟是我們堅持的方向,這就是鄧小平成功的地方。

    鄧小平的改革策略也可圈可點。改革需要形成社會共識,在我個人的記憶中,從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開始,逐步建立了必須進行改革的共識。在此之后,成立了獨立的國家體改委,減少利益部門的干擾和阻礙,提高改革的公信力。

    改革開放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例如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不是鄧小平設計的,而是小崗村的農民先干出來的。干出來以后,由小平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給予充分的肯定,變成全國的政策,變成新的制度。聯產責任承包制一開始是違法的,違反當時的法律,十幾年后,到1989年修改憲法的時候才第一次提到,承包制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才給予合法的地位。城鎮民營經濟也不是鄧小平的設計,而是“傻子瓜子”年廣九等企業家干出來的。年廣久雇了幾個人炒瓜子賣,縣政府把他抓起來了,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因為他的雇工超過了7個。馬克思好像在什么地方說過,雇工7個以上就是剝削,不知道7是怎么算出來的。小平同志干預了這件事,把他從監獄里放出來,中國的民營經濟才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小平尊重和推廣自發的民間創造,對比王安石完全的頂層設計,效果有如天壤之別。

    為什么要強調基層的制度創新?因為它貼近市場,而且激勵協調,對他有利的事農民才會去做,企業家才會去做,才能長久地去做,所以基層的制度創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激勵協調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對我有利的事就積極,不利的就消極、反對。下面講的王安石變法,就犯了激勵不協調的大忌,導致他精心設計的方案在實踐紛紛碰壁。因此我們講改革的策略不能單純強調頂層設計,應該是頂層放開,加上基層創新。由頂層及時總結基層的經驗,把基層的經驗變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國推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直是這樣做的。在制度創新面前,回避意識形態的爭論,以實際的經濟效率為判斷依據,只要能夠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就允許去試,不爭論姓資姓社,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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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們來看失敗的變法,重點分析王安石,順帶也講講王莽。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早期嘗試,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經實行了幾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國有制,更名天下土地為王田,刻意模仿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我也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禁止買賣。為什么要倒退回去?因為西漢末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官僚、大地主有良田萬頃,小農無立錐之地,生活貧苦。王莽并不是體恤小農,中國歷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農的立場上,抑制豪強,扶助農桑,并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小農,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揚的仁政,而是出于財政的考慮。專制國家從官僚地主、豪門大戶那里收不上稅來,權貴們有合法的減免賦稅的特權,非法的從瞞報逃稅到賄賂稅務官員,也有很多辦法。中國古代的大地主多是大官僚,仕而優則富,地方一個小縣到一品官員家里去收稅,收得上來嗎?歷代王朝稅賦的大部分落在小農身上,小農要是大面積破產的話,朝廷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保護小農就是保護皇朝的稅源。但保護農民的政策效果都不好,靠官僚打擊豪強,而豪強就是官僚自己,怎么可能真打呢?王莽深知小農對國家財政的重要性,農民正常生產,安居樂業,政府的稅賦收入才有保障,這就需要抑制豪門大姓。于是他把天下的土地國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使用權,一戶授田百畝,緩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農戶破產,緩解貧富懸殊所帶來的社會矛盾。

    在工商業方面,王莽全面推行國家經營,叫做“五均六管”。所謂五均就是均物價,為此成立了官營的商業機構,統購統銷,按成本收購商品,按官價出售,防止市場上價格過高。所謂六管就是政府壟斷經營,管鹽、管酒、管鐵、管山澤之貨、管銅鐵也就是貨幣的鑄造。前面那個鐵指是鐵器、鐵制工具,后面的銅鐵指銅錢和鐵錢,因為缺銅,王莽發行過鐵錢。王莽的貨幣改革混亂不堪,最后徹底失敗,但是新朝所發行的銅鐵錢品質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最愛。

    所有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改革針對豪門權貴,豪門權貴堅決反對,不惜用宮廷政變和軍事暴動來制止他的改革。王莽壓不住陣腳,干脆自己來當皇帝,因此儒家生史學家都罵他是野心家。實際他有他的苦衷,我個人猜測他做皇帝的一個動機是提高新政的公信力,以皇帝的權威來推行新政。當然他的頂層設計問題太多,志大才疏的,想做的事很多,但能力欠缺,結果他的改革全面失敗,自己也在貴族的暴動中丟掉了性命。

    王安石變法也是國家社會主義,梁啟超這么說他,我覺得還是比較準確的,相對王莽,他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王安石也是用政府替代市場,以為這樣既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又可以增加財政稅收,從而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必增加百姓的負擔,甚至要減輕百姓的負擔,國家的收入還能增加。政府有錢了,就可以改變北宋多年的積貧積弱局面。北宋開國之后,外患不斷,對北邊的遼國屢戰屢敗,黨項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經濟遠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軍打得稀里嘩啦。王安石認為,欲富國強兵,必先理財,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保守派的首領司馬光反駁他,說國家的賦稅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財富就要減少,與民爭利不符合儒家仁政的原則。王安石爭辯道,用我的新法,可兼顧國家和百姓。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經濟方面,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大多數都屬于經濟體制改革,有一些是涉及到政治和軍制的,比如保甲法和置將法。這是一個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連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司馬光也承認他的用心良苦。王安石死后,司馬光在上書皇帝,說王一生為國,朝廷應追贈謚號,優禮撫恤。北宋新黨和舊黨之間,爭理不爭利,主要是觀念之爭,司馬光也沒有在扳倒王安石的過程中謀什么個人利益,兩個人都沒有利用擔任宰相的機會,搞子女經商和腐敗尋租的事。

    諸項新法中,青苗法的實質是官辦農業金融。王安石有基層工作經驗,他在浙江做縣令,看到小農的破產往往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青苗播下去了還沒有收割,舊糧已經用完,上下兩季接不上,農民沒有辦法,只好去借高利貸,富商囤積居奇,借機盤剝,利率高達100%到200%,農戶無力還債,破產典當土地。王安石看出問題所在,于是設想用官辦金融取代高利貸,以解農民的燃眉之急。這真是個用心良苦,是個替貧下中農著想的好官,當然,他保小農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保國家財政。所謂青苗法就是政府在春播時放出貸款,利息20%,收割時斂取本息。用今天的標準衡量,20%的利率不是高利貸嗎?但和100%的市場利率相比,還是給了農民很大的優惠,這個頂層設計的出發點無疑是很好的,但為什么在實踐中行不通呢?

    執行青苗法,政府以國家的糧食儲備作為本錢,儲備本來是作為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用的,農業社會中一地出現天災,糧食歉收,會有大量的農民破產,變成流民,威脅社會穩定,所以歷代王朝都建有糧食儲備。王安石盤算,那些糧食存在倉庫里平時也沒,何不拿來當本錢放貸,既幫助了農民,還賺取了利息收入。

    用國家的糧食儲備,當然不得虧本,這意味著官員在發放青苗錢時,必須能判斷農戶的信用,也就是欠債不還的風險,但政府官員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斷農戶的信用風險。于是王安石又進行了設計,指令官員下去清點農戶的財產,按財產從富到貧分成幾級,讓農戶用財產作為抵押來借貸,按財產多寡決定信貸數量。結果富戶賄賂官員,虛報資產,騙取官方的低息貸款,然后按市場利率轉貸給貧戶。貧戶由于沒有什么財產,從政府那里借不到錢,真有需要,只能從富戶那借,而富戶一轉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對青苗法的大臣上書皇帝,說由富戶轉貸或者擔保的貸款利率實際是80%到100%,和市場利率所差無幾。

    更糟糕的是,政府出本錢,而80%到100%的利息收入財政只得到20%,大部分落入官員和豪富的口袋。青苗法在執行中弊端叢生,推行不下去了,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員分赴各省督導,各位聽著是不是耳熟?強行攤派,搞得下面雞飛狗跳。在眾多大臣的反對下,皇帝下詔禁止強貸,重申自愿原則。但是自愿的結果就是貸不起的仍然貸不起,能貸到的利率跟市場上的差不多,最后獲利的還是經辦官員和豪門大戶。連盛贊王安石的后人梁啟超也承認,政府辦不了金融,應該由民間來辦。梁啟超推崇王安石,為他作傳,這與晚清時局有關,作為變法派,梁啟超對歷史上的變法人物給予很高評價。

    均輸法的目的是改善實物租稅的收納效率,今天不在這里展開講。

    市易法是用官營的批發、零售業替代市場,目的是平抑物價。“魔鬼在細節中”,市易法同樣在執行中碰到無法克服的困難。第一個問題是政府沒有信息,要想執行青苗法,把貸款如及時雨般的送到農戶手里,同時又能夠保證償還,國家不至于虧本,官員就必須掌握每一個農戶的信息,不要說古代,現代的官僚體系都不可能做到。經營國有的批發和零售網絡,也要有信息,官員的任務是高買低賣,平抑物價,但高買低賣必須了解全國市場上的商品價格,購買豐收地區的低價糧,運到歉收地區來平抑糧價。官員既無信息,也沒有激勵辦好上面交待的差事。相反,他們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傭商人經辦,官商勾結從中牟利。王安石設計的所有新法都繞不過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信息,一個是激勵,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這上面。

    更大的激勵不協調出現在朝廷上,變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強,而豪強正是大小官員,他們怎么可能擁護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發現了這個問題,說為什么士大夫都反對變法,而不問新法對百姓有什么好處呢?宰相文彥博反問:皇上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還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話說得很直白,你到底應該以誰為重,士大夫還是老百姓。變法傷害官員的利益,依靠官僚體系推動改革,本身就是個悖論,他們不會有積極性推動變法。

    依靠官僚體系變法不能成功,第二個原因是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是現代經濟學的語言。王安石所設計的新法都要求負責執行的官員掌握足夠的信息,當時根本不可能做到。信息不對稱還反映在上面無法得到下面的真實信息,皇上不知道新法的效果到底如何。有人攻擊青苗法,宋神宗頭腦比較清醒,認為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當退休宰相韓琦上書皇帝時,宋神宗高度重視,韓琦已經退休了,他說青苗法的壞話沒有政治利益。神宗于是派了兩個心腹太監下去調查青苗法。這兩位接受任務后就琢磨開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銳意變法,如果說青苗法不好,像彭德懷寫萬言書,會有什么后果?兩個太監思前想后,回來寫了一個報告,聲稱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悅。宋神宗一看,堅定了推行青苗法的決心,實際上是被太監誤導了。

    這樣的事為什么在中國的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上一世紀“大躍進”時期,下面報畝產萬斤,毛主席出身農民家庭,居然相信了。官僚體系不僅信息效率低,而且會扭曲信息。太監們察言觀色,揣測上意,專揀皇上喜歡的說,王安石綽號“拗相公”,對于反對新法的人毫不留情,太監覺得如實稟報恐怕沒有好果子吃,寧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給皇上真實信息。你不能說太監滑頭,他是理性行為,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為,官僚體系中信息必然扭曲。

    依靠官僚體系變法,不能成功第三個原因是意識形態爭端。在新法與舊法的爭論一涉及到意識形態,變法派便處于天然的下風。變法者必須用新法的實際效果證明他們的正確,而由于信息和激勵方面的問題,新法在執行中又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不能促進社會生產,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的利益分一部分給小農,把高利貸和商業利潤轉到政府手中。新法最好的結果也就是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損,搞不好無人受益,變法最終演變為政治斗爭,在政治斗爭中,變法派沒有勝出的可能。

    到此我們用王安石和商鞅的對比做一個小結,兩人在人品、能力和權威上沒有實質性區別,商鞅變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變法是修補式的。鄧小平的改革也是突破式的,突破了計劃體制。王安石變法完全依靠官僚體系,商鞅變法依靠平民和農民,鄧小平的改革依靠農民和企業家。王安石變法是單純的頂層設計,商鞅的變法和鄧小平的改革是頂層放開加上基層創新。王安石的變法是官僚、商人、農民的利益重新分配,商人也包括高利貸者;而商鞅和鄧小平的變法是增加產出,提高效率,大體上能夠做到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支持,變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續下去。

    我就講到這,謝謝大家!

    問答環節

    提問一:清末的新政本是順應歷史大勢的改革,但中央權威的不足使得改革卻成為利益爭斗的工具,改革也為革命創造了有利條件,那么進行改革的必備條件和最佳時機,您認為是什么?

    許小年:我們現在看歷史都是回頭看,其實如果我們身處其境,是當事人的話,就不會提出這些問題了。歷史的展開不可能遵循人的完美計劃,商鞅的變法有沒有一個藍圖、一個時間表?相信是沒有的。王安石有各種各樣改革設計的具體方案,但是他也不可能有關于執行的藍圖和時間表。一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不可能依靠任何人或者任何一群聰明才智之士能夠設計出一個藍圖,按照這個計劃走過去。因此,這個問題是我所無法回答的。

    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為康有為、梁啟超和光緒帝設計一個改革路線圖,沒有任何作用,也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歷史從來不是根據某個人或者某些人的藍圖展開的,它是多少我們不理解的力量互相沖撞、平衡,最后形成的結果,一個偶然的事件可以改變歷史的路徑。如果歷史完全是偶然的,那研究歷史還有什么意義呢?西方有一句話,歷史絕對不會重復它自己,但是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一些共性的東西,比如說我今天試圖在這里說明的改革成功的要素有哪一些。至于中國社會的轉型,中國下一步的改革,這都不是一個人或者某些人能夠設計的,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沒有人設計,鄧小平只是看到計劃經濟死路一條,這就是他過人的地方。

    提問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程度之間到底相隔有多遠,如何解決由經濟改革擴展并深化到政治改革這樣一道中國式的難題?

    許小年:王安石變法都集中在經濟領域中,所以他不能成功。商鞅變法不僅僅是在經濟領域中,而且包括了政治體制改革,商鞅對秦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是廢除世卿世祿制,建立軍功爵位制,打破了封建貴族對于政治的壟斷,在政治領域中引入了新生力量。這正是兩者的區別之一,離開了政治體制改革,單純的想從經濟體制上取得突破,這個沒有先例。當然也有案例,俾斯麥的案例,俾斯麥政治體制不對,就動經濟,最后什么結果?德國走向軍國主義道路。

    提問三:關于土地改革的問題。土地制度改革在十七大中提到一句,集體建設用地可以入市,但是我們看到過去5點試點成果很少或者說沒有,可能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里面有類似的描述,您認為這個力度會有多大?或者說提出相關的改革之后,用您剛才的一些法則,比方說增量改革或者邊緣革命的道理看,它還能在未來5年當中推進多久、退到什么程度?

    許小年:你問的問題又是我不能回答的,因為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接到開會的通知,市場上流傳的這些關于土地制度的小打小鬧,我也不知道到最后能落實多少。剛才我講了,商鞅南門立木是為了增加改革的公信力,現在我們國內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改革沒有公信力,說了以后能不能做我不知道,我也不敢信,上海自貿區鬧這么大動靜,到現在沒有下文。我絲毫不懷疑中央改革的意愿,我懷疑的是改革的能力和改革的公信力。

    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建議大家不如到民間、到基層去看一看,民間和基層有什么樣的辦法進行創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比如最近我看到一則報道,用信托的方式把農民的土地經營權集中起來搞大農業,農民作為信托的受益方,可以從大農業中不斷的獲得回報,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案例。所以,做企業的,我覺得你要了解國家的政策,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政策掛在政策上,就像你要了解天氣預報一樣,但是你不要根據天氣預報決定你今天的工作計劃,北京今天霧霾你就不出門了?還得出門。你如果把你的企業掛在政策上,那你的企業就危險了。所以,我建議大家一心把自己的企業做好,我是一個做學問的,不管三中全會出來什么樣的精神、什么樣的文件,我學問照做不誤。但是,我要了解政策上的變化,作為企業家、作為學者都要了解政策層面上的變化,但是千萬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企業、把自己的研究掛在政策上。

    提問四:我的問題很簡單,您一直在強調成功的改革中有一個新誕生的新生階層的力量。另外一個方面,張五常教授也說過,就有既得利益獲得者他們的利益是絕對的利益,應該不會收縮損失,只不過是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相對利益是縮小的。我們現在又提到繼續深化改革,我在想在我們下一步改革里能夠涌現出來新興的階層會從哪一部分出來?另外,目前就有的既得利益階層,他們的既得利益相當大了,我們怎么保證他的絕對量不降低的情況下推進改革?

    許小年:其實中國的新生力量自1978年以來已經釋放出來了,這個釋放出來的新生力量就是農民,農民從人民公社下解放出來,可以自由的遷徙,可以自由的選擇工作,這就是一個巨大的新生力量,沒有農民包產到戶,中國的農業不可能有今天這個狀況,沒有中國農業的發展也就沒有中國城鎮經濟的發展。下一步要想讓農民繼續成為改革的永生力量,要解決農民新的問題。現在農村有新的問題出來了,強拆、強遷、征地,農民土地沒有所有權,大規模的集約化農業不能出現,農業的升級換代受到土地制度的嚴重障礙,土地增值的收益農民拿不到,大部分土地增值的收益落在政府的口袋里,農民的問題,進了城以后無法定居,中國的農民真的很辛苦,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你看看他們的生活,你看看農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要有繼續的改革、要有后繼的改革,要有土地制度的改革,要有城鎮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改革,要把農民納入到中國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里來,要讓農民和他們的子女在城里享有同等的權利,這都是他們面臨的新的問題。如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農民肯定要支持你。

    新生力量到處都是,企業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我們的企業家現在忙的不是做企業,忙什么?移民。為什么?感覺不安全,產權沒有保障。重慶的事情把企業家嚇壞了,產權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他怎么可能安心這里做他的企業呢,他不在這里安心做他的企業,中國經濟怎么發展呢?

    比如說北京的霧霾,很關鍵的一個問題是什么?市民沒有意識到呼吸新鮮空氣是他不可侵犯的權利,市民沒有意識到他的權利, 而且也沒有保護他權利的手段,只有鬧到很嚴重的情況下,比如要建個化工廠了,百姓上街了,這時候政府才出面干預,其實法律程序也可以走,官員問責也可以,如果能夠界定,并且使民眾有辦法維護他的權利,他怎么可能不支持你的改革呢。

    新生力量是什么?我們每個人都是新生力量,但是政府要推出能夠有利于個人發展,有利于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和允許,其實不需要你去設計制度,允許老百姓去嘗試,別到處設禁區就很好了。就像小崗村的農民一樣,小崗村的農民剛開始包產到戶不敢說,為什么不敢說?違法,搞不好縣委抓人。少設禁區,多開放,讓基層去做制度創新,你來總結經驗,變成政策法律,這是有希望的。如果你認為只有你是最高明的,你來設計一切,老百姓只有執行的份,這樣的改革和變法在歷史上沒有成功先例,這是我今天要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

    提問五:之前看吳曉波在他的新書《歷代中國變革得失》中他寫到了,歷代中國十次大的變革,他提到除了商鞅、王安石此外,還提到了像漢武帝、劉晏、陳云和朱镕基,我想問的是,在朱镕基總理執政這一段時間,您認為他是修補式的革命,還是一次變革,以及您認為他的社會地位和影響?

    許小年:這個都是要歷史來評論的,我覺得朱镕基執政的時期,他所推出的一些改革的措施,如果按照我的劃分是屬于修補式的,當然有些人不同意,這個我們都可以討論。我覺得學術上有不同的觀點都很正常,大家討論,但是不要扣帽子,另外不要禁言,不要禁止人家說話。我說朱镕基是修補式的,有人說是突破式的,我說他骨子里是計劃經濟者,有人說他是改革者,這都可以,大家討論,用事實、用數據來說話。我個人的看法,他推出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修補式的,如果讓我寫史書,我會把他和王安石放在一塊,朱镕基同志有一個農產品收購體制的改革,像極了王安石的市易法,特別像,而這一項農產品收購的改革最后也是失敗的,只不過這個失敗離我們還不夠久遠,所以現在還不能夠敞開討論。如果再過幾十年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他失敗的原因和王安石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他試圖用一個統購統銷的官方體系來代替市場,他最后一定會失敗。但是從個人能力上來講,從作為高級官員的責任感來講,從工作作風上來講,我覺得朱镕基同志都是非常令人尊重的,就像梁啟超尊重王安石一樣,可是對于他的政見、對于他的主張,那是另外一回事。

    提問六:許老師,您剛才提到經濟改革跟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是兩條路,那您覺得在中國現代的政治體制下中國的改革還有希望嗎?

    許小年:如果不動政治體制,我覺得經濟改革基本上已經做不了什么事了,我對三中全會的預期采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聽到三中全會上會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沒有太大空間了,更不要說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紅利了。

    舉個例子,比如說財政問題,地方的債務起碼在有一些地區已經相當嚴重,隨時有可能報出地方財政的危機,我不是說全國,因為全國沒有數據。地方的債務問題是本屆政府必須要解決的,因為我相信地方債務問題不可能再拖10年了,拖不了10年,這個問題馬上冒出來。90年代中期以后,分稅制以后,錢都讓中央政府拿走了,所以現在財稅改革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權,這個問題本身都是錯的,錯在什么地方?分稅制改革以后,地方財政收入根本就沒減少,而是增加了,你去看看數據就知道了,經過地方政府手里所收的稅少了,但是加上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財力比以前高多了,在全國政府開支中地方政府占了80%,中央政府占僅有20%,我不是替中央政府說話,因為它違反事實,事實不是這樣的。

    在地方的財權實際上增加的情況下,為什么還鬧出土地財政了?是因為地方的事權擴張的太快了,政府管事管的太多了,根本不需要他管的事他到處伸手。我跟有些地方政府說,你們的財權事權是不對稱,但是我建議你們大幅度削減你的事權,不就行了嗎,是不對稱,削減你的事權,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為什么要管投資,土地財政,土地財政弄上來的錢一部分是投資了,一部分是貪污了,就這兩大用途。投那么多資干什么?在市場經濟中不需要政府投資的,在市場經濟中投資的主體是企業,政府投那么多資干什么,政府為什么養那么多人,能不能裁員呢?

    地方財政問題的解決僅僅靠經濟改革根本就是走不通了,你要問為什么地方政府養了那么多人,為什么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這么強,有點錢就投資、有點錢就投資,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從哪來的?GDP掛帥,GDP上去了就能升官。不考核GDP考什么?

    提問:幸福指數。

    許小年:對,幸福指數,但是幸福指數可不是統計局統計的幸福指數,幸福指數應該是老百姓評出來的,所以我曾經建議過一個方案,取消GDP考核,改為群眾滿意度。實名制注冊一個帳戶,拿身份證搞實名制,咱們現在搞實名制已經輕車熟路非常熟練了,菜刀都可以實名制。每個18歲以上的公民都憑身份證注冊一個賬戶,到了年底給王市長打一個分,0到5分,極為滿意是5分,極不滿意是0分,中央根據北京市民給王市長的評分決定王市長的升遷,可行嗎?

    提問:技術上不可行。

    許小年:技術上完全可行,政治上不可行,所以這是什么?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改變官員的考核機制,GDP掛帥,永遠是投資沖動,有多少錢都不夠用。特別是這些錢不是他的,你要是想用別人的錢有夠嗎?我給你個信用卡,你不把它刷爆才怪呢,人之常情。地方政府用的不是他自己的錢,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升他自己的官,激勵機制有嚴重問題,要改變激勵機制,那是政治體制的改革。設想一下,官員的考核是由群眾滿意考核,那是中國政治體制史上一件很大的事情,能突破嗎?但是如果不突破這個,給地方政府多少錢夠用?沒有夠的時候。現在地方政府花錢誰監督、誰檢查?沒有,想怎么花怎么花,想怎么用怎么用,監督檢查誰監督?所以,地方財政不是一個經濟體制改革能解決的問題,財政不可避免的涉及政治體制,繞著走最后會使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最后就爆倉,你不愿意動政治體制,可以,最后就爆倉。我今天講的另外一個意思也是這樣的,任何經濟上的變法沒有政治制度上的配套都辦法成功,在現有的官僚體制下、在現有的激勵機制下成功不了。

    (本文系《東方歷史評論》主辦的東方歷史講堂演講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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