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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力市場改革的邏輯與未來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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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經濟學家對中國奇跡的誤讀

       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戰。總體來說,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高度贊譽中國奇跡。然而,在理論上對改革開放成就進行解釋,話語權卻不在中國經濟學家這里,許多錯誤的解讀,甚至從經濟理論上唱衰中國。不認清這些,就不利于我們真正找準中國實踐的國情特色,也不利于我們真正總結出一般性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從而更好認識改革面臨挑戰和指導未來的改革。

       在過去這些年來,在經濟學這個學科里,在理論上對中國經驗的解說具有影響力的觀點,主要可以歸納為三種,被國內外很多經濟學家所引用,或多或少還在影響著我們的思考和判斷。

       第一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的觀點。他指出,有一類社會變化實際上“是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其含義就是盡管你并沒有朝著某個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結果靠瞎碰無意中達到了那個目標。說得通俗一點,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種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都還在引用,認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國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證,中國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改革結果。

       第二是世界銀行曾任的首席經濟學家錢納里的觀點。他認為,一個國家如果認識到了它的體制弊端并進行改革,消除制度弊端,即便不存在發展所需的必要條件,也能實現加速發展。這句話也被一些經濟學家用來描述中國過去實現的高速發展,認為中國并不具備發展的必要條件。但這種觀點容易讓人困惑,如果“不具備發展的必要條件”,那這40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又從何而來?這就為下面的觀點留下了伏筆。

       第三是我概括的“克魯格曼-揚詛咒”。保羅·克魯格曼和埃爾文·揚這兩位經濟學家都發表過大量研究成果,唱衰東亞經濟和中國經濟。兩人都是嚴肅的學者,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很高,而且兩人在這個問題上合作得天衣無縫。他們的出發點和理論邏輯是,當不知道特定經濟體和特定時期的經濟源泉是什么的時候,經濟學家承認改革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認為這僅僅是因消除制度弊端導致的,只是經濟增長回歸生產可能性邊界的一次性效應,很難有持久的高速經濟增長。

       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一份報告,稱東亞經濟模式及其導致的高速增長為“東亞奇跡”,引發了“克魯格曼-揚詛咒”。從20世紀90年代起,克魯格曼、揚等經濟學家就開始批評東亞發展模式,認為東亞所謂四小虎只不過是紙老虎,只有生產要素的投入,沒有技術進步,沒有生產率的提高,不是什么奇跡,也不可持續。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寫了《中國的奇跡》一書。接下來,他們又轉向批評中國,認為中國也會像四小龍一樣,不可能有可持續的發展。

       林毅夫講過一件軼事。2000年的時候,新加坡李光耀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你說我們新加坡僅僅靠高積累、高投資,經濟發展不可持續,但我們40年來儲蓄率接近50%,資本回報率并沒有下降呀”。正如在這個故事中李光耀所追問的,克魯格曼、揚所說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問題是持續多久才算可持續?到今天,中國經濟已成功地持續發展40年。下面,我將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主動清除制度障礙,促進勞動力重新配置,進而創造經濟增長的角度,分享我對上述不恰當理論及其應用的思考。

    中國發展的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中國40年來取得的經濟發展,在我看來,充分條件是改革開放,必要條件歸根結底就是人口紅利。過去占主流的經濟理論,不管聲稱自己屬于哪個學派,使用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長理論。這個理論假設勞動力是短缺的,資本報酬必然要遞減。即便有資本積累可以給一個國家提供趕超發達國家的機會,但根據有些人的測算,可能要花一兩百年才能實現與發達國家的趨同。這個觀點其實很悲觀,意味著后起國家找不到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但是反觀中國,過去40年實際GDP總量增長29倍,人均GDP增長20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提高16倍,同時這個16倍是由勞動生產率增長16.7倍來支撐的。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時間長,而且非常快,這樣的經濟增長一定是有來源的,我歸結為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不僅僅是個稟賦,因為世界上具有潛在人口優勢的國家不僅只是中國,非洲也有人口紅利,印度也有人口紅利。只有在經濟進行改革和開放,并且在這條路上走對了的時候,才可能把潛在的人口紅利轉化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我想強調的還是改革本身。

       從數據上看,中國形成潛在人口紅利的時期與改革開放的時期完全重合。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最快的時期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續到2010年。與此同時,非勞動年齡人口,也就是說,15歲以下和60歲以上的人口的數量增長幾乎是停滯的,兩組人口的增長趨勢在這個期間形成剪刀差狀。正好在我們的人口變得越來越有生產性,人口撫養比越來越低的期間,改革開放深入推進,這兩者之間的高度重合意味深長。

       通常,經濟增長源泉可以用諸如生產函數等方法從統計意義上進行分解,等式右邊包括生產要素投入和生產率提高等變量。根據我們的分析,中國高速增長時期的貢獻因素主要是: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改善,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中國40年的平均增長水平達到9.7%,對這個增長做具體的構成分析,可以發現最大的貢獻部分是資本積累。很多中國經濟學家也都這么認為,包括克魯格曼和揚也是主要看到的是資本積累的作用。經濟增長需要要素的投入,自然包括物質資本的投入或資本的積累。

       實際上,資本的積累本身也體現著人口紅利的因素。一個特定的經濟發展時期,人口結構特征可以成為資本積累的重要支撐。為什么?第一,因為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造成一個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的人口結構,可以使剩余得到儲蓄、積累,進而變成投資。第二,資本投資需要回報率來維持,而在中國這個發展階段上,剛好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資本的投資也不會因為擴大而出現報酬遞減。事實也證明,過去幾十年,中國的資本回報率相當高。有這兩點做支撐,資本積累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勞動力供給充足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首先當然是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不僅如此,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即數量上不斷有新生勞動力成長且不斷進入勞動力市場,意味著有更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增量,可以不斷改善勞動力存量的人力資本,因此人力資本也因人口紅利得到了改善。

       伴隨有效的生產要素投入,還有生產率的改善,其中主要表現為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在這些年中,隨著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很大規模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農業)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非農)部門,資源配置得到改善,生產率相應得到提高,無論是勞動生產率還是全要素生產率,都有明顯的提高。1978-2015年期間,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共提高16.7倍,其中50%多來自于一二三產業自身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40%多來自于一二三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勞動力等資源按照生產率原則發生流動。

       正是因為這些人口紅利的表現,使得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改善,可以支撐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們估算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到2010年的時期,年平均潛在增長率可以達到10%左右,而2010年人口紅利消失以后,潛在增長率自然會下降,估計的潛在增長率,“十二五”期間平均為7.6,“十三五”期間平均為6.2%。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關鍵改革

       我們進一步來看,40年來把人口紅利從一個潛在的經濟發展條件轉變為真實的經濟增長源泉,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其中涉及了什么樣的體制改革。整個過程歷時很久,涉及的范圍十分寬廣,我著重根據自己的研究領域來解釋中國勞動力市場改革重點解決的三個問題,即獲得離開低生產率農業的退出權、在城鄉、地域和部門之間的流動權和城市部門的進入權。

    農村勞動力得以從剩余狀態退出

       勞動力如何從剩余狀態,也就是從生產率極低的農業退出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體制變革任務。過去我們研究農業經濟,會提到人民公社體制缺乏激勵、沒有效率。因為人民公社給每個社員確定一個不變的工分值,在集體勞動中計出工天數,年底不管是打下多少糧食,最后就按工分值和出工數進行分配。只要每天出工,不管干與不干,干得好與干得不好,都是不變的工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成員偷懶,對生產隊的總產出造成損失,他卻不會全部承擔這個結果,而是由全隊的人共同承擔,因此許多人會傾向于不努力工作。

       出工不出力也被有些學者稱為一種退出方式。因為原有的激勵機制無法激勵人們去努力工作,又不允許實際上的退出,既不許外出打工,也不許搞資本主義尾巴的副業,唯一的辦法就是偷懶,這本質上就是一種退出方式。但是改革以后,每個農戶獲得了資源的配置權利,你可以自己決定干多少時間,在什么時候干,剩余的勞動力就可以真正退出來。因此第一步,農村的改革賦予了農民把勞動力退出生產率低的領域,也就是重新配置剩余勞動力的權利。

    轉移勞動力跨部門跨地區流動

       農民從土地上退出來了,應該和能夠去哪兒?隨著制度約束的不斷解除,農民便從過去的“生產隊社員”,變成一個有自主決策權的農戶。人民公社被廢除以后,農民首先從以糧為綱轉向種植業乃至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農業生產得到很快發展。再后來,他們又離土不離鄉,進入鄉鎮企業就業,即轉移到了本地的非農產業當中。但是,一度還沒有離開鄉村。

       之后,政府又允許他們長途販運農產品,第一次突破了經濟活動的地域界線,以及自帶口糧到臨近的城鎮去就業,第一次突破了就業的城鄉分界。再后來,糧票制度被取消,農民可以進入到小城鎮、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從中西部地區大量流向沿海城市居住和就業,幾乎可以實現充分的流動。

    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

       最初,農村剩余勞動力雖然可以轉出來,但是轉出來就只能在鄉鎮企業就業,想進入城市卻由于沒有戶口,沒有糧票等票證,也得不到公安局的認可,且由于國有企業尚未進行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所以也不敢和不能雇用外來人口。因此,改革之初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的迅速發育,得益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在城市發生的重大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打破了城市職工的大鍋飯,大批職工下崗失業。雖然一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從此之后,勞動力市場得到了迅速發育。城市的下崗勞動者想回到崗位上,必須通過勞動力市場。雖說他們會得到政府的扶助,但主要渠道還是勞動力市場。同時,新成長的勞動力即剛畢業的學生,也不再能夠靠政府分配工作,全部要到市場上去尋職。與此相應,從農村進城的勞動力也就跟他們一起,具有了競爭同一個崗位的同等權利。

       雖然直到今天,還存在著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還有很多制度性的約束,無法實現勞動力的完全自由的流動和進入,但剩余勞動力通過退出、流動和進入等權利的不斷獲得,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得到了重新配置,促進了生產率迅速提高和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

       在勞動力市場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創造了很多特殊的經驗,避免了前蘇聯東歐國家勞動力市場改革中出現的困境。雖說前蘇聯東歐并不具有顯著的剩余勞動力,也不是典型的二元經濟,但是那里也有企業冗員,生產效率也比較低,因此面臨改革決策時,通常就會采用兩種調整方式:一是數量調整,本質上就是裁員,結果導致大規模失業;二是價格調整,也就是降低工資,這種方式雖較少造成失業,而是著眼于以價格調整的方式把冗員出清,但卻導致生活水平的下降。這兩種方式都導致一部分人在改革中受損。相比之下,中國的漸進式勞動力市場改革,避免了這兩種方式帶來的問題,總體上實現了改革開放成果的分享。

    未來的勞動力重新配置

       在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農業勞動力的總量不斷地下降。然而,官方統計數字表明,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高達28%左右,這不太符合邏輯。經過這么多年勞動力市場發育,大量農民工進城,形成大約1.7億的農民工存量,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被稱作人類和平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數字上竟然顯示仍有接近30%的人在農業中就業,顯然是說不通的。并且,按照統計局的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數據,似乎這些年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和效果,大大不如日本和韓國在類似發展階段上的變化,這在道理上也是說不通的。

       于是,我和同事進行了一些估算,結合自己的一些微觀調查和觀察,發現中國的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的效果是顯著的,那就是農業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其比重大幅度下降,城鎮就業的人口構成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首先,估算的農業勞動力比重2015年大約為18%,要比統計數據低10個百分點左右。其次,2010年之后,城市就業雖然仍在擴大,其構成卻大不一樣了,城鎮戶籍人口的勞動力市場占比開始下降。這個變化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完全一致。城鎮戶籍人口中勞動力數量在減少,每年新增就業從何而來呢?

       其實是從統計中來的。由于我們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計入到了城市就業統計中,保證了城市就業從數字上看仍在繼續增長。即便如此,也還有大量的農民工雖然也在城市就業,卻并沒有統計進來。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不管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有多少未被統計進來,我們的城市就業在總量上已經開始趨勢性下降。這是今天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如果說中國經濟過去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靠人口紅利,具體表現為勞動力重新配置,未來這個有利因素將消失,而且最終會成為負貢獻,這會直接導致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下降。事實上,這個趨勢最早在2012年就已經表現出來。

       2016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 8260美元,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預計未來5年,人均GDP將要跨過12200美元這個門檻,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根據國際經驗,即無論與高收入國家相比還是與今后五年需要趕超的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仍需保持繼續下降的勢頭。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是一樣。

       也就是說,勞動力重新配置的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但是,以農民工支撐的城市化的確已經后繼乏力。問題出在哪里呢?從人口數字上看,中國農村16歲到1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于2014年達到峰值,已經開始負增長。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就是農村每年初中和高中畢業的學生,他們畢業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進城打工。

       除了他們,還有沒有其他農村人口進城打工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中國的農業勞動力都已經在40歲50歲以上,以后如果沒有特殊政策或投奔子女,他們不會再向城市轉移。城市每年新的勞動力增量,主要就是農村16歲到19歲的畢業生們。過去兩年,每年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基本上停滯,每年只增加大概30萬人左右,與1.69億的農民工存量相比可謂微不足道。

       我最近做了一個統計模擬,雖然較為粗略,但都是真實的數字。現在,每年大約有3600萬16到19歲的農村人口,我們假設他們全部選擇進城打工。然而,從外出農民工的數字上,卻看不見任何實際增量。那就是說,一定有幾乎同等數量的人在離城返鄉,從而抵消了這部分人口。我們知道,40-64歲的農民工具有比較高的返鄉意愿或概率,這部分人數目前是7400萬,如果他們有50%左右的返鄉意愿或概率,正好是3700萬人,跟每年要進城的新成長農民工不相上下,相互抵消后兩者之間形成一個暫時的均衡

       中國未來如果還想保持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仍然需要依靠勞動資源的重新配置。也就意味著,上述均衡要朝著有利于農民工在城市留下來的方向變化,即政策上要更加有利于降低農民工的返鄉意愿,

       一方面,我們要通過改革增加城市勞動力的凈流量,這就需要貫徹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戶籍制度的突破性改革,讓農民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黨的十九大明確要求,要破除妨礙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樣,就可以把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大規模轉移帶來的資源配置潛力充分挖掘。

       另一方面,越是在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增長動力轉換的攻關期,越是要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政策托底。作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下一步重點,資源重新配置終究要越來越集中到行業和產業內部的企業之間。勞動力的資源重新配置既會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做出貢獻,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副產品,有些企業會因為勞動生產率太低而退出,因而有些職工會遭遇摩擦性、結構性失業,這就需要我們在勞動力市場的進一步改革中,加強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建設,加大社會保護的力度,從而為中國未來的可持續增長提供新的支撐。農民工只有成為市民后,得到更好的政策托底,才能適應這個新的創造性破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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