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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發展缺了一股勁兒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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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參觀虹橋商務區:大交通,大會展,大商務,政府主導的又一個超級工程。上海市的國資存量全國第一,掌握了N多資產。不過,為何深圳的總市值超越上海?問題還是在所有制結構上。香港、廣州正在淪為環深圳城市了,上海、蘇州會不會淪為環杭州城市?”

    這是一個江蘇人的評論。從一個月前在微信群里看到,就一直想回答。

    先說說我的基本觀點——

    第一,以上海得天獨厚的地理、人才、政策、城市治理等優勢,上海不僅不會淪為環杭州城市,而且將繼續扮演可信賴的國家使命受托者的角色。這些使命包括:國際經濟、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全球科創中心;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國際文化大都市;在國家“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交匯點,引領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參與全球競爭。

    由這些定位可以看出,“上海淪為環杭州城市”更像一句玩笑,杭州等長三角城市群環上海這一龍頭展開,才是國家的期望。

    第二,國家使命和各種功能中心并不會自動實現。或者說,是創造性實現,一般性完成,還是平庸化接近,甚至擦肩而過,差異會很大。如果是計劃經濟年代,只要定了哪里是中心,并注入相關資源,哪里就會成為中心。但在全球化、新技術革命、各個區域充分競爭的新時代,“往哪兒去”存在著不確定性,新中心很可能在原來沒想到的地方崛起;“怎么去”存在著不連續性,未來不是過去的簡單延伸。

    柯達被顛覆了,摩托羅拉被顛覆了,城市作為人、經濟、文化、社會的復雜生態,沒那么容易被顛覆,有巨大的可傳承性。但城市的引領性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誰能領風氣之先不是誰的專利。不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沒有透徹的危機感,縱然天降大任,也可能花落別家。

    20多年前上海就提出國際貿易中心定位,那時還沒有互聯網和電商。2016年上海市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87萬億元,而阿里巴巴零售平臺當年交易額是3.77萬億元,阿里的目標是2036年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那么誰更像貿易中心?當金融科技深刻地改變傳統金融,原來的金融中心會不會旁移?如果以深圳為核心的科技灣區未來比肩硅谷,上海的科創中心如何成立?時代在深刻變化,數據驅動的新中心正在顛覆傳統的中心,還按傳統路徑走,反而可能離未來的中心越來越遠。

    第三,要把定位和使命真正變成現實,上海要淡化這些高大上目標所帶來的天然的優越感,而回到更為根本也更為重要的原點,就是如何激發起更強勁的創業者和企業家精神。大部分的經濟奇跡都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依靠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東碰西撞摸索出來的。今天的很多全球生意(global business)都源自車庫生意(garage business,如惠普、迪士尼、蘋果、亞馬遜、谷歌),但正是車庫里的夢想、激情、創造力和改變世界的勇氣,最后成為最強大的社會資本。不是高樓大廈,不是特許權,不是政府訂單創造出偉大的公司,偉大公司的引擎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驅動的平臺型、生態化公司正在成為21世紀的新中心。

    企業家精神不是企業人獨有的精神,政府、醫院、學校、社會組織,一切秉承顧客導向和矢志創新的地方,都可能存在企業家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就會面向未來,不斷超越自己,勇敢參與競爭,努力創造更好的用戶體驗。否則,雖然坐擁天時地利,但你不抓不搶,你的奶酪就會被別的地方搶走。中心不是政府懷里抱出來的,是在市場中闖出來、創出來的。

    關于上海,去年我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關于上海何時能再現“互聯網王者”,一篇是比較深圳和上海。

    第一篇談的核心是文化。上海喜歡高大上和成熟的東西,喜歡世界500強,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種特別的塑造力,能把氣魄變成氣質,把雄心變成心思,把立意高遠變成不好高騖遠,把“事業本身就是生活”變成“事業就是為了更好生活”。在卓有成效的管理和文化熏陶下,隨著很多雜質被篩掉,很多可能性也被終結了。對成功了的馬云、馬化騰,上海會給他們足夠的禮遇,但對創業初期默默無聞的馬云、馬化騰,這座城市可能會忽略他們的存在。上海呼喚“互聯網王者”,但真的能接受那個“大話亂說”、“衣服亂穿”的杭州師范學院畢業生嗎?

    這里補充一個細節。兩個月前到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深圳分部,南山區中洲中心,講完課到附近一家掛著上海招牌的小店吃宵夜,晚上10點40分了,對面的騰訊大廈大約2/3的面積還是一片燈火,店老板說基本天天如此。騰訊是世界500強和十大市值公司,還這樣加班。要在上海,估計很多上班族的第一聯想是《勞動合同法》,是“我有我的生活”。當然,這無關對錯,只在于取舍。

    去年寫的第二篇文章是去深圳出差,看到復旦老學長、深圳大學魏達志教授“上海不是深圳對手、浦東也干不過前海”的觀點,寫了一篇文章回應。我先根據兩地政府公開數據做了計算,發現常住人口不到上海1/2、面積不到上海1/3的深圳,預計20年后經濟總量可以超過上海;深圳人均GDP已經超過上海;深圳的萬人發明專利、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等創新指標優于上海;企業家精神強于上海。

    在分析為何上海經濟活力不如深圳時,我提到了一個原因,在上海,你很少看到就某一個問題,激發整個城市各種經濟成分的熱忱,頭腦風暴,群策群力。上海習慣的方法是,高素質官員組織調研,找出具體目標和方向,讓大家執行。但長此以往,上海的視界就會鎖定在官員的頭腦里,他們再聰明也趕不上時代的快速變化。上海創新力不足的問題,官員不是不知道,但他們習慣于自己去指導如何解決。

    這樣的模式和文化,可以保證不出現什么差池,在那些變量少、不確定性弱的領域也完全適用。但就是很難長出最前沿的、最打動人的傳奇。無他,傳奇是打破常規的產物,打破常規是需要包容甚至鼓勵的,上海也鼓勵創新,但前面有太多定語。

    可是,歷史上,上海是不缺乏冒險精神、企業家精神的。

    上海1843年開埠,人口規模排全國第12位,從一個海邊縣城躍居遠東第一大都市,不過數十年。1900年人口突破100萬,居全國第一。當時上海人口中外來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不排外。加上自治、法治與安全程度高,講商業契約、職業精神,越來越多資本向這里匯聚。

    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企業家精神的沃土。洋務運動時期三大代表性企業——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和機器織布局,都在上海。民間資本代表,從火柴大王到五金大王、出租車大王、壽險大王、油漆大王、百貨大王,百業之王的相當部分在上海。連巴格達一個貧窮猶太人家庭的兒子哈同,身上只有6個銀元到上海,后來成為擁有400萬英鎊財富的“遠東首富”。今天赫赫有名的友邦保險也起源于上海,1919年,27歲的美國年輕人史帶帶著330日元抵達上海,兩年后辦起亞洲人壽保險公司,1939年才將壽險業務總部遷至紐約。

    一個符合國際商業習慣和法治原則的上海,一個生活條件相對優渥的上海,必然是華洋商賈匯聚的寶地。而一個影響深遠的現象是,房地產成為富豪所獲超級利潤的重要來源,大獲其利的不僅有沙遜、哈同、嘉道理等洋商(注:民國初年上海做房地產的洋商就有30多家),也有程謹軒父子、徐潤、周蓮堂、來自南潯的“張、劉、邢、龐”四大家族等華商。進入民國后,浙江的虞洽卿、顏料大王貝潤生等商人也大舉投資房地產,有實力、有眼光的市民也介入地皮買賣。最狂熱之時,只要付出定洋,買入地皮,什么也不用干,隔夜就獲利。

    據記載,1927年,上海知名律師吳凱聲花3000兩銀子買了一塊地皮,僅僅三年多時間,便以十倍價錢轉手賣出。名中醫陳存仁在靜安寺路、愚園路花5200元買了一塊三畝七分的地,不到三年以3萬元價格出手,數年后漲到10萬元。

    得天獨厚的位置和條件讓上海聚人,人聚則財聚,土地升值很自然。當時上海租界當局的收入主要靠房捐地稅,房捐地稅多,投入公共基礎建設,環境改善,土地進一步升值。所以孫中山說,“上海黃浦灘的地價,比較八十年以前的地價,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說相差一萬倍”。但從另一個角度,把房地產做成速成和暴富的商業模式,危害也很深。王季深在1943年所著的《上海之房地產業》中說:“現階段的房地產投資對于社會各業的貢獻少、危害多,一言以蔽之:投機的惡果。”“時隔數月,同一房地產已經數易其主,如此互相做踢皮球式的買賣,其價安得不愈踢愈高?”“房地產業投機的最大惡果:間接刺激價格,陷民生于水深火熱之境!”

    這就是1949年之前的上海。注重生產性創新的實業家,注重交易性價值的金融家,注重資產性升值的投資者,三股力量并存。如同“買辦文化”一樣,炒股票、炒黃金、炒地皮、炒房產的“投資文化”也是上海的基因。美國作家密勒在《上海:冒險家的樂園》中說,“上海!這華洋雜處的大都會,這政出多頭的大城市,這紙醉金迷的冶游場,這遍地黃金的好地方,真是冒險家的樂園……大家都去上海啊,那里魚多水又渾,正可以去大大地摸一下”。

    如果沾著上海的地就發財,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做實業?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故事:上海周邊的實業家遷往這塊風華寶地后,就產融結合,然后越來越金融化,財富越來越多,投機依賴越來越強,有的升天,有的破產。嫵媚的魔都和專注聚焦的實業精神似乎不可能完全契合。

    當計劃經濟年代降臨,當交易性價值和資產性升值的客觀條件沒有了,當上海的城市定位從消費性城市變成生產性城市,只能一心一意搞生產搞制造,中國人的“三轉一響”——縫紉機、自行車、手表、收音機,“三轉”都離不開上海。

    上海不是沒有生產性創新的條件。有很長時間,上海制造就是品質,就是信譽,上海工廠里的師徒制與八等級工評審制就是有效。

    上海從生產性城市的定位,變成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定位,開始進行“三二一”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布局調整,是在1992年12月的上海市第六次黨代會上。此前的中共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到2001年,國務院批復原則同意《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加上了航運中心。“三中心”演進為“四中心”。

    在上海的“中心化”進程中,國家給予了很多政策傾斜,例如將金融市場集聚于此,批準了多項樞紐工程以提升輻射效應,自貿區也率先試驗。上海的綜合優勢迅速發揮,歷史上的人聚財聚效應再次顯現,特別是外資機構,更是愛上海愛到不能再愛。特斯拉有多少中國城市都在垂涎,但它最鐘意的還是上海,上海幾乎不用去搶。

    在某種意義上,具備服務中心功能的城市相當于有一種國家賦予的“征稅權”、“收租權”,也就是憑借服務功能向所有對象收取一定費用。很多交易必須經由你,有交易就有手續費,其中直接代表政府信用的交易平臺(如金融市場)更是穩賺不賠,而且有巨大的外溢效應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其財富背后的密碼,就是依靠歷史形成的地位、優勢和信用,通過功能中心的打造,得到了巨大的“制度性租金”。國家讓上海收,因為上海可靠,對國家發展最有利。小富由儉,大富由天,為何天降大富?因為上海有長期形成的信用和忠于職守的文化。

    但是,一個“制度性租金”豐厚的地方,一個新世紀土地再一次驚人升值的地方,一個交易性價值和資產性升值機會滿地都是的地方——而且這已經成為城市的基礎性結構和基因——在這樣的地方,你還想專注于生產性創新,那就不容易了。

    我曾經問過幾位上海的國資領導人,你們不去全國各地開拓市場,主營產品的市場表現也不怎么樣,為何日子挺好?一個原因是土地、物業很多,早期投資形成的可交易金融資產價值很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生在上海就有福分,就是不用像浙商那樣,歷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就在這里,坐地就可生財,你奈我何?

    2016年上海的工業增加值中,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48%,比上年增長6.8%;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52%,增速也是6.8%。在全國,公有制經濟比重如此之高,非公有制經濟增速如此之低,起碼在比較發達的地區中是罕見的。這既說明上海國企底子真是厚,也說明上海民企的空間不夠大,作為不夠大。

    如果來看上海企業的納稅情況更有意思。排第一的上海煙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6年納稅額742億多元,占上海整個稅收收入的6.3%,占工業百強企業納稅總額的41.6%,這種地位哪個地方能比?對照一下,深圳煙草2016年稅利加起來才54億多。上海煙草之后,工業企業的納稅大戶是兩家汽車(大眾、通用)、兩家石化、一家電力、一家鋼鐵。再看第三產業,納稅前十的是三家銀行(浦發、交行、上海銀行)、三家證券(國泰君安、申萬宏源、海通)、一家人壽保險(太平洋)、一家中石油東部管道公司、兩家汽車銷售公司(通用、大眾),外資的蘋果電腦貿易緊隨排在第11。

    上海國資占比高,外資強,央企也不少,金融機構規模很大,2016年上海第三產業納稅百強,金融機構占47席。上海的錢多,錢能生錢,上海的地值錢,錢地交融更生錢。不過,試問上面列舉的那么多企業,哪些會讓人聯想到高新技術和代表未來的企業?聯想到白手起家的創業英雄?誰是這些企業的領導人?你能想到類似馬明哲、任正非、馬化騰、王衛、王石、王傳福這樣的名字嗎?

    再看看民企。今年8月24日全國工商聯發布了《2017年中國民企500強榜單》,上海一個自媒體的報道是《牛!2017中國民企500強,上海這13家企業強勢入圍!》,好幽默。浙江有120家企業上榜,連續19年蟬聯全國第一,杭州的蕭山區就有15家上榜。上海這叫“牛”,真是呵呵了!

    在民企富豪榜上,2017胡潤榜,從上往下看到第25是郭廣昌,26是史玉柱,41是劉益謙。前50,就這三個,把總部在上海的劉永行(30)算上也就四個。不少朋友告訴我,上海有很多隱性富豪,炒股炒匯的,做房地產的,一本萬利的,比民企500強里的企業有錢多了。可是這些套利性的富豪,自己都不好意思出來說說怎么發家的吧。

    再看下公司市值。根據數據寶對包括A股、港股、美股在內的各城市所轄上市公司的股票總市值統計,2017年11月底深圳的上市公司總市值(350家)達到10.04萬億人民幣,上海(379家)為7.5萬億,上海市值前8的公司清一色為國企央企(交行、浦發、上汽、太保、聯通、寶鋼、上港、國泰君安),深圳市值前7家中有5家以非公資本為主(騰訊、中國平安、萬科、平安銀行、比亞迪)。

    上海有強大的國資、外資依賴,有“制度性租金”的優越環境,自然就不會成為最具活力和創新精神、能創出馳名天下的好產品好服務的民企的大本營和搖籃。當然,這也無關對錯,只在于取舍。

    但是,要說上海就不可能在生產性創新方面挑戰深圳、浙江、北京,不可能出現“互聯網王者”,我倒真的不悲觀。

    不談上海的基礎條件和法治優勢,只談兩點:一是上海的開放度不斷提高,移民占比不斷上升,而且教育基礎扎實,人口素質很好。就拿互聯網領域來說,從當年的梁建章、邵亦波到今天的莊辰超,這些在上海接受了中小學教育的人,從聰明程度看都是同代互聯網人里最高的。而莊辰超告訴我,他當時在華師大二附中一點也不突出,比他強的比比皆是。上海人的素質,新上海人的素質,到上海的外國人的素質,都不用懷疑。

    第二點,上海正在形成適合創業者成長的土壤。最近接觸了一些在上海的80后企業家,“餓了么”的創始人張旭豪是上海交大研究生輟學創業的,“英雄互娛”的應書嶺是華東師大本科輟學創業的。上海的互聯網公司在很多細分領域都可圈可點,我接觸過電商方面的小紅書、拼多多,教育方面的滬江、乂學教育,內容方面的閱文、喜馬拉雅FM,金融方面的匯付天下、拍拍貸,等等,都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自己悄悄長大的。而互聯網只不過是上海“雙創”中的一個方面。上海互聯網不出“王者”,但已經具備成就一批新領軍者的土壤,說不定哪天就能再來一個陳天橋。

    現在,上海需要的是為民企再鼓一把力,幫他們去解決影響發展的切身問題(如內容牌照)。白手起家的人不需要特別的政府優惠,但在一個國資外資超強的環境里,他們需要全社會給予更多關注的目光和期待,為他們加油。上海應該去傾聽他們的聲音,年輕人的聲音,最有創新可能性的聲音。

    上海的國企很強,但是缺乏杰出的國有企業家。也不是素質問題,是他們沒有被更好地激發。他們更像是強大政府導向的追隨者。上海應當在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國有企業家的激勵方面更勇敢。如果沒有人敢出頭、能出頭,怕出頭,都是本本分分的經理人心態,那么上海的國企不會有新意,有創造性,讓人驚喜。

    作為一個以強管理為特色的政府,從上到下,如何真正建立顧客意識,真正聽取顧客的聲音,快速響應顧客的需求,哪怕他只是一個師范院校的畢業生,只是開了一個小翻譯公司,他也能被覆蓋在服務之列,這是上海需要深入思考的。上海的政府服務總體不錯,但按照互聯網時代的便利、便捷、敢闖敢試的要求,還有很多梗阻,亟待消除。

    當政府不覺得比企業家和創業者聰明的時候,當政府意識到它的聰明應該更多地來自傾聽的時候,這座城市的企業家精神自然就會茁壯成長。

    最后想說說,我心目中的未來上海。

    在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中,留出空間,讓人們很方便地吃到大眾化的早點。每一片社區都有一些公共空間,讓人們交流,為人們服務;

    在寸土尺金的大都會,千方百計,讓那些有夢想的年輕人和城市最基層的服務工作者,有干凈溫暖安全的棲息之地。創業公司的員工可以比較輕松地租到房子,有便捷的交通去上班,而且不要把太多時間消耗在路上。孩子的教育和全家的醫療,也能有安心放心的解決方案;

    上海那些高大上、世界級的定位,能落實到所有利益相關者易于感知的點點滴滴里,讓他們真切地感到:上海歡迎你,上海服務你,上海幫助你,上海造就你。到上海,就是上海人。是上海人,就被尊重,被幫助,不被刁難,不受冷眼,平等相處,和諧相待,像一個大家庭。這不是光靠政府就能做到的,而是全社會的責任。

    特別地希望,上海不只是大人物的上海,也是小人物、籍籍無名者的上海。他們身上可能有無法想象的偉力,不關心他們,我們的城市又可能醞釀著無法估量的麻煩和危機。

    有這樣的氣氛,則人民的主動性、創造性、奮斗精神和彼此之間的友好性,都會充分涌流,上海的諸多功能定位,就會水到渠成。

    對我而言,如果愛上海,一定不是愛她物質化的面貌,而是愛她的精神、文化和態度。

    我希望上海是眾城之城。更主動地對接長三角,對接全國,對接世界。為長三角城市謀方便,就是為自己的未來謀方便。不為別人謀方便,別人就會自己去找方便,上海的未來反而不方便。

    我希望上海是眾城之都。上海一定有一些特質,一些功能,創意、文化和生活方式,因其中西薈萃又追求卓越的努力,會具有制高點和引領性作用,從而形成長三角的“都心”。

    我希望上海是眾城之神。上海需要更大的胸懷和氣魄,在方方面面對標全球和中國的最佳標桿和案例,看到自己的不足,倒逼式前進,如此才能在中國現代化和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努力向著“21世紀全球最佳大都市”的方向進發。如果滿足于目前的水平,那不但成不了全球卓越城市,就是在中國,也可能在很多方面被超越。

    上海,真的缺的是一口氣。一股勁。一種眾志成城、非最佳而不為的精神,一種敢為天下先、勇爭世界尖的氣魄。

    想到了一句話,獻給上海,和所有在這塊土地上為希望而奮斗的人們——除非大海將我們吞沒,否則我們永遠要在眾城之上!

    參考文獻:《舊上海地產風云:中外冒險家的狂飆之旅》,金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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