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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的中國可以為世界帶來什么?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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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于2017年12月1日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發表的評論文章,標題為“TheEconomics of China's New Era”。

    在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他向世人許諾,中國將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同時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十九大報告并未提及具體的計劃。我們不妨推測一下中國將采取哪些行動來實現這一新時代的目標。

    推陳辭舊

    盡管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但有一個趨勢是早已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制度轉軌。這方面的進展將對中國發展經濟、發揮比較優勢和推動經濟社會進步起到關鍵作用,也將為更深層次的制度改革奠定基礎。

    1978年以來,中國已經采取了很多重要舉措向市場經濟轉型,包括放開制造業和進行農村改革。不過,由于中國長期以來將穩定作為優先目標,中央政府傾向于采取漸進性的改革,因此,我們仍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時期典型的干預性政策,比如對大型國有企業的保護和補貼。

    在轉型的早期階段,受國家支持的、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對中國的比較優勢缺乏足夠的重視,因此未能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中取得成功。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資本積累,不少國有企業恢復了活力。

    現在,是時候和“補貼、保護”說再見了。只有實現這一改變,加上繼續深化制度變革,中國才能實現十九大報告提到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目標,這點對建成現代經濟體至關重要。

    永不停歇的增長

    在很多方面,中國已經站穩腳跟。過去3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速達到9.6%,這在任何時期都是史無前例的。未來中國仍有相當可觀的增長潛力。

    我們的現狀是,作為中高收入國家,中國在人均收入層面和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一差距代表了中國和發達經濟體在勞動生產率上存在的距離,也意味著中國在技術創新與工業升級方面仍有很大的機會。

    當前,中國在很多領域都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如高鐵、可再生能源、家用電器等。接下來,中國要在包括電子商務、移動設備在內的高端產業發力,在這些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對中國保持經濟繁榮尤為重要,這些產業生產周期普遍較短,同時對人力資本要求很高。幸運的是,中國不缺人才,而且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來容納新產品

    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充分利用這些優勢,中國產品在質量和價格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國家。如果能夠縮小這一差距,中國有潛力實現年均8%的經濟增長。

    其他經濟體的經驗表明,中國可以實現這一目標。 以購買力平價衡量,2008年中國人均GDP大約是美國的21%,日本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1%是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臺灣地區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接下來的20年經濟增長都保持在8%-9%。中國和它們相比,手里還多了一張可以利用的“牌”——我們在生產周期短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上具有很大的優勢。

    有些人認為,中國盲目追求GDP的行為是一場高風險的游戲,他們宣稱,中國當前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源于一直以來的高速經濟增長。然而,印度經濟發展遠較中國緩慢,但也同樣面臨污染嚴重、收入不平等與腐敗等問題。簡而言之,只要存在潛力,發展中國家追求高增長的步伐就不應該停滯。

    深化改革勢在必行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要采取粗放的增長戰略。將增長潛力轉化成現實,需要供給和需求共同發力。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應該攜手并進。

    在需求方面,可以通過“三駕馬車”——消費、投資與出口推動經濟增長。從出口方面看,從1978年至2014年,中國出口年均增速為16.5%,但在2015年至2016年跌至負增長。許多人認為,消費會成為下一個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和投資相比,消費更具可持續性。

    但消費水平取決于收入水平,較高的收入水平又取決于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需要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沒有投資,就不可能創新或升級,收入增長、消費增長也要緩慢很多。

    因此,中國不應該讓消費取代投資成為焦點,而是應該提升投資效率,以此提高生產率、創造就業和提高工資,這些都是提升消費的必要條件。與此同時,中國還需要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處理好高杠桿產能過剩的問題。

    此外,中國政府必須更多地關注日益崛起的中產階級的需求與期待。中國的改革必須本著以人為本的方針,著眼于滿足公眾對生活水平、環境質量、透明度、治理和言論自由不斷提高的期望。

    國際陰云密布

    當然,中國并非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下進行改革。全球經濟同樣面臨著不少挑戰。日本在經濟泡沫破裂26年后仍在努力實現強勁增長,擺脫通縮。歐洲似乎已經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走出來了,但其復蘇仍然脆弱,GDP平均增速僅約1%,失業率依舊高企。雖然美國的表現稍微好一些,年均GDP僅為2%,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還是世界銀行都不認為美國經濟增速在2020年之前能達到3%。

    導致上述情形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發達國家一直以來沒能實施艱難但必要的結構性改革。政客們知道,要想提高長期競爭力就必須實施結構性改革,但他們擔心這類改革對投資、就業和消費的短期影響可能帶來的政治后果。在經濟增長緩慢、失業問題加劇的情況下,這類改革只會變得愈加艱難。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結構性改革視作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前兩支是財政刺激和貨幣寬松)。但五年過去了,這“第三支箭”依然未能射出,日本的GDP增長率僅有1%。我擔心,類似日本所經歷的這種長期不景氣未來可能會困擾很多發達國家。

    在英國,保守黨在提前選舉中敗北,一年后脫歐公投發生。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勝出,這讓全世界感到震驚。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組建聯合政府的過程中面臨巨大困難。

    面對經濟復蘇乏力、失業加劇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發達國家的選民自然要求變革。中國必須對此做好準備,應對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同時,中國必須避免恐慌。對中國來說,為避免受到國際局勢動蕩的影響,始終保持鎮定并采取明智的前瞻性政策是最好的辦法。

    美國優先

    盡管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不斷下降,但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國際事務參與者,同時也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伙伴。如果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政府需要借助經濟互補性來避免與美國的沖突,包括貿易爭端。

    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收入大約是美國的1/4,按名義值則大約是1/7,同時中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低。這降低了美國和中國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直接競爭的可能性。因此,與歐盟和日本不同,中國很少落入與美國的國際競爭,因為中國向美國出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商品(這一點特朗普總統似乎無法理解)。

    實際上,不僅僅是美國和中國各自的比較優勢避免了兩國直接競爭,更重要的是,中美各自的市場可以使對方實現利益最大化。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中國市場貢獻了30%以上的全球份額,沒有一家美國公司能拒絕如此豐厚的利潤。考慮到美國最大的企業通常是美國大選最大的贊助人,美國高級官員有很強的動機維持并加深與中國的經濟聯。

    當然,中美雙邊關系不會總是一帆風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在不斷擴大,美國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威脅。但是,無論地緣政治情勢如何緊張,都不應該使其破壞互惠互利的雙邊貿易關系。中國要繼續升級經濟結構、兌現增長潛力,這一點就更加關鍵。只有確保其對美國企業不可或缺,中國才能在經濟方面與美國保持友好,即便是政治方面的挑戰不可避免。

    重設全球治理

    中國尋求并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是完全正確的。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以名義GDP計算,中國會在2030年前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隨著經濟影響力增加,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影響也將更大,這是絕對合理的。

    當前的國際秩序建立于二戰后,確實為世界帶來了相對的和平和穩定。不過,這一國際秩序由西方國家建立,也由他們主導。它不僅僅把西方國家的利益置于其他國家之上,也牢牢捍衛著西方國家的發展和治理模式。

    在這一體系下,只有極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成功。上世紀60年代,全球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了2008年,只有其中的13個達到高收入水平。更糟糕的是,自1945年以來,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只有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從低收入水平上升至高收入經濟體(如果不出意外,中國將在2025年之前成為第三個)。

    基本上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能夠按照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方式取得成功。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發展思想,來總結那些摒棄西方發展策略而取得成功的國家或市場(包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的經驗。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中國家被不斷灌輸這樣一個理念:要將收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至發達國家的水平,他們需要達到相同的工業化水平。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一頭扎進汽車、鋼鐵和設備制造產業,而不是在出口農作物、礦產品的同時進口現代制造業產品。按照這個思路,有些國家從來就沒有振興過。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進口替代策略被證明是一個謬誤時,發展中國家又被告知,問題的根源在于他們沒有做到完全市場經濟化。按照“華盛頓共識”闡述的新自由主義邏輯,發展中國家必須立刻放棄政府干預,同時進行私有化、放松監管和實現貿易自由化

    但是,最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是那些拒絕了這些“藥方”的國家或市場。比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選擇發展勞動密集型、小規模傳統制造業,來取代進口替代;中國采取了漸進式、雙軌制路徑,以實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越南和柬埔寨同樣也摒棄了傳統的新自由主義思想。

    類似的情況也能在東歐發現。在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大型國有企業貢獻了將近30%的GDP,這一比重不低于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是前蘇聯國家中(除三個波羅的海國家以外)經濟表現最好的,他們同樣依賴于非私有化企業。

    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策略。成功的國家會考慮如何借助自身稟賦資源,并且為發展相關產業創造條件。這就是中國所做的。作為國際舞臺上日益核心的角色,中國必須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理想途徑,在這一倡議下,歐亞大陸和非洲的基礎設施將得到大力發展。在“一帶一路”倡議之外,中國能夠利用其與全球各國的聯系,傳播一套新的、切實可行的發展和治理理念。這些國家的成功對中國來說很重要:給發展中國家帶去繁榮是實現“中國夢”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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