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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城市政策中的多重博弈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劉遠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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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火之后的強制搬遷,一夜之間,造成了無數人流離失所,與此同時,人們發現政府文件中堂而皇之的出現了“低端人口”的說法。其實,這只是中國大城市政策浪潮之下的一個浪花。

    戶籍博弈

    經濟學的視角看,城市病,諸如擁堵、人多、城中村、公共服務不足等,作為一系列事實,屬于“實證”范疇,即這些現象都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是否需要解決、如何解決,則屬于經濟學上的“規范”范疇,即這些現象是否合理,是否需要糾正,以及如何糾正,這涉及道德、倫理、政治、公正等角度。

    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城市病難道不需要解決嗎?實際上,答案取決于從哪個群體、階層、階級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

    如果用城里人的視角來看,以前,醫院人少,公交車也不擁擠,四合院寬敞,弄堂充滿人情味,大街上車也不多,現在雖然醫院設備好了,地鐵也更快,房子面積更大,但卻要排隊、擁堵。且不說,這是一種對過去記憶的美化,中國大城市的公交一直很擁擠,高峰時期的電車絕對不比地鐵寬松;也不說,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些現象。如果與城里人的“美好過去”對比,以及希望地鐵寬松、看病不排隊的角度來說,大城市的確病了。

    不過換一個群體的視角呢?

    中國回到城鄉隔離時代?

    張千帆:按“功能”將各種城市和農村分為三六九等,經過計劃年代的人應感覺似曾相識,本質上是新的城鄉隔離。

    用農村進城的外地人的視角來看,原來看病需要走50里山路,而現在看病需要排1小時隊;原來出行只能坐拖拉機,而現在出行有擁擠的地鐵。顯然,在他們眼里,這是公共服務的改善,而不是降低。

    在所有的大城市病中癥狀中,集各種“低端人口”之大成的貧民窟、城中村,是最典型的。“貧民窟”是一個事實,對于這個事實,對于不同群體有不同的影響。負面影響是,“低端人群”降低某個社區的環境、治安,是城市原居民眼中的噩夢之地。不過,對于進入城市的農民,貧民窟卻是正面的,是夢想開始的地方——雖然在“貧民窟”里的生活條件要比普通城市居民差,但在這里生活,卻能獲得比其在農村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收入,以及更好的前景。

    所以,中國大城市病的本質,不僅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必然現象,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轉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即農民在借著市場經濟,借助市場化獲得的一定程度上的遷徙自由,通過“用腳占取”的方式,進入到大城市分享、分攤改革成果、公共服務,糾正過去不公平的城鄉居民二元利益分配格局。城里人對農村人的剝奪,某種程度上被打破了。從這個角度,是還過去的債,是邁向更公平社會的必然代價。

    那么,中國的大城市病,本質上是多個階層之間的博弈。是“不可容忍的、必須解決的、能夠解決的”,還是“可以容忍的、符合規律的、必須接受的”,不同的視角,決定了如何定性問題、對問題的容忍度、以及如何解決問題。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就是“城里人”與“農村人”之間的博弈與爭執。政策選擇上,是讓一線城市中的居民忍一忍,適應新的利益分配格局;還是強力抑制人口向一線城市聚集的趨勢,趕走原本不屬于一線城市的進城農民或“低端人口”,保一線城市居民的利益,延續過去的城鄉二元利益分配格局。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與一國不同群體的政治權利息息相關。

    中國農民在建國后60年,獲得了理論上與城市人相同的選舉權。但在現實中,報紙、廣播社交媒體,城市居民都有更大發聲權利與機會。在政治權利缺乏系統性落實的情況下,這種更大的發聲權仍然維持了城鄉居民不平等的權利狀態。所以,中國人看待大城市病的視角幾乎是本地城里人的,既然如此,那么,城市病就成為一個必須糾正的問題。

    這種權利不對等的情況不僅存在于戶籍群體之間,任何改革,不管最初的政策設計有多么好,在具體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執行過程中,最終是按照“權利彈性”來分擔:弱勢群體更多承擔成本,更少的收獲利益,而強勢群體更少的承擔成本,更多的收獲利益。在這一原理下,針對群體的改革,承擔成本的往往是群體中較弱勢、權利低下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說撤離非首都功能,是在基本保證完整的人口結構以實現目的的話,目前的方式,就是通過改變人口結構,撤離“低端人口”,以完成數量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不是疏離非首都功能改革的開始,恰好相反,是對其抵制的開始。打個比方,原本是某國企作為一個整體的撤離,現在,卻是高層繼續留在北京,而普通職員全部撤離北京。

    既然權利一邊倒,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然也是一邊倒,有著鮮明的階級性。嚴控大城市人口,以教育控人、拆遷唐家嶺、掃蕩群租房、驅逐“低端人口”,導致留守兒童等現象的出現。

    意識形態博弈

    不過,大城市政策除了戶籍、權利視角之外,中國當下對城市病的態度,還有著更深刻的意識形態背景。

    紅色高棉執政期間,波爾布特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的丑惡象征,它會腐化干部和群眾。要建設理想社會,就必須消滅城市。數日之內,有兩百萬人口、素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波爾布特對大城市的警惕與恐懼,有著意識形態的基因,與生俱來,根深蒂固。

    這種對大城市的意識形態,源于馬克思主義。城市是高度集中的人類社會自組織結果,它是市場均衡的結果,但在形式上是偏離均勻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資金、物質的密度都大得多,這是偏離平均的。這種偏離均衡,形成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提供了廉價的外賣、自來水、電話基站、公共交通。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講究的是生產鏈上的均勻分配,平均才是意識形態上的“好”。大城市這種高度的偏離均衡與計劃經濟的平均觀是尖銳矛盾的。

    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城市觀,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中國人的城市觀。即使在今天,我們也能聽到很多所謂各個地區要均衡發展的論調,實際上這種論調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根據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尹稚的回憶,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并不認為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必然形態,而是從意識形態角度,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的結果,是各種罪惡的根源,是‘城市病’的發源地,所以,認為中國根本不需要發展大城市。這樣的認識,導致其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方針都是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適度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

    這種平均觀之下,更強調大城市相對于中小城市的城市病,進而形成中國城市發展的大方針,嚴控大城市人口。由此可見,嚴控大城市、發展中小城市、甚至城鎮的方針本身就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人多了”這個觀點,來自于意識形態深處的潛意識,某種程度上說,當下嚴控大城市人口,是一種歷史的回響。

    不僅是歷史回響,對大城市的恐懼,也有著現實的意識形態意義。

    “逃離北上廣,然后又逃回北上廣”的說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一線大城市這種陌生人社會中,人情、關系的重要性相對降低了。本質上,這是大城市的公民權利更高從而抑制了裙帶關系與尋租。當一個人從農村、小城市遷徙到大城市之后,他的公民權利實際上增加了,這就是大城市的“賦權”機制。

    所以,即使從今天的情況來看,大城市意識形態的作用仍然非常強烈。大城市更多的、更自由的輿論、更密集的人口規模、城市中人口素質更高,都產生了“1+1大于2”的效果,為人們帶來權利增量。

    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為避免“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四川付出及其慘烈的代價,外調糧食147億斤,確保了京、津、滬的糧食供應。這并非特例,林毅夫和楊濤運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的理論,研究了“三年自然災害”后發現:在中國中央計劃體系中,食物獲取權偏向城市居民。這就是政策的階級性,在今天,為了解決城市病,解決辦法是驅趕“低端人口”,這也是階級性。有人說,無產階級從領導階級,變為“低端人口”用了60年,可是,當年的無產階級,也為了城市人口而奉獻出自己的口糧。

    這種權利增量的機制不會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民生層面,最終也會影響到政治層面。

    超大型城市的文化、政治活躍度與小城市,并不是線性關系,同樣也有1+1大于2的效應。

    北京媒體的聚集,除了和北京政治中心有關以外,更多的是因為這是一個超大型的城市。同樣的,大城市的廣場與小城市的廣場有著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從這個角度看,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離北京城區40公里的昌平,也要驅趕人。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分散住在中國廣袤的鄉村中的人,搬遷到城市中,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平民窟的時候,他們的權利一定會得到極大的提高。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沒有解決意識形態與社會治理機制上的深層次問題,中國特大城市的人口數量,必將受到長期抑制。但是,目前全球人口分布的趨勢,仍然是向一線城市集中。相關敘述,已經非常之多。城市化雖然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障礙,但卻符合人類文明的基本經濟規律

    低成本勞動力與經濟規律博弈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城市可以視為一個人口再生產的場所。創造條件讓留守兒童留守,與創造條件讓孩子與父母們生活在一起,這是馬克思人口觀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上的實踐。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是“人的身體即或的個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總和”,既然“勞動會消耗人的力量、神經、腦力,這些消耗就必須得到補償”。那么,所謂勞動力的再生產,“就是這個個體本身的再生產或維持,即活的個體(勞動者)在生產消耗一定體力和腦力后,通過取得和消費一定的生活資料,使其在體力和和腦力上不斷恢復維持以前的狀態和水平”。不僅如此,個體是會死的,所以,“勞動力的賣者就必須像任何活的個體一樣依靠繁殖使自己永遠延續下去”,“死亡的勞動力至少要不斷地由同樣數目的新勞動力來補充。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須的生產資料的總和,包括新一代勞動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

    與此同時,馬克思還認為“工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在不同國家,不同的文明狀況下當然是不同的”。在《資本論》中,更是明確提出:“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

    這就意味著,勞動力的再生產價格,與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息息相關,與工人階級形成在什么條件下息息相關。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個農民工媽媽,在城市從事捏腳、按摩這樣的低端工作,最終在各種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下,無法在大城市安家落戶,被趕回了農村。由于收入的下降,周遭觀念的影響,以及農村或小城鎮,更低的人口密度導致的更差的教育資源,她的子女,長大之后,仍會延續她母親的命運,仍然進城當一個捏腳工,為城市居民的孩子捏腳。

    如果城市更加寬容,靠著微薄的收入,在大城市的貧民窟生活下來,受周圍的影響,以及大城市因為集約而更加便宜的教育資源,她的下一代,就會通過讀書接受教育,轉而從事更高的工作。她的子女,就能努力實現和城市居民的子女平起平坐。于是,城市居民的孩子,就不再能享受到廉價的捏腳服務了。

    目前,中國經濟,乃至維持“中美國”政經精英的緊密默契,以獲得西方世界對中國核心的意識形態利益的認可,都需要低價格的勞動力以維持。此次北京強拆,西方某些媒體都并未予以過多關注,甚至保持了緘默。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默契的證明。

    所以,低端人口,來了又走,走了又來,他們可以到城市打工,卻不能留下來,成為心靈上的城市人。因為,成為心靈上與社會關系上的城市人之后,他們會給自己的后代更多的人力資本投資,也會借由城市,獲得更大的賦權。

    所以,即使農民有這個經濟能力,仍然通過嚴厲的驅逐政策,不允許農民工及其子女在高成本的生活環境中生存,維持他們原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生活要求,把他們隔絕在“歷史和道德的要素”之外,就能壓低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成本與權利訴求,從而獲得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這個邏輯,很符合馬克思的人口再生產理論。不過,這也意味著徹底的背棄。

    但是,勞動力價格上升是一個必然趨勢,一個國家經濟與軟硬實力的發展,最終取決于創新。大城市,對于創新的作用,已經明顯到在此無需累述的程度。那么,到底是要低勞動力還是要更強的創新能力?

    中國大城市政策的多重博弈

    一方面,保持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務特權,需要控制大城市的戶籍人口規模。保持“中美國”的經濟體系,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中美精英默契”,需要大量的低價格勞動力;同時,中國的政治機制,也需要大量的低權利人口,維持低人權優勢。這就要避免大城市的賦權機制,控制大城市人口。

    另一方面,中國的大國崛起的最終路徑,必然是高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高創新能力,而且,人類文明發展,導致的經濟、資源、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經濟規律。這就必須要發展大城市。

    這兩個對立面,多層次、多因素的博弈,最終,會決定中國的大城市政策走向,而現在看來,第一個方面占到了主要作用。不過,第二個方面,卻是規律性的東西,第一個方面也需要從中獲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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