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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軟著陸已經有相當大的把握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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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來,中國經濟軟著陸已經有相當大的把握,L型轉換的尾巴似乎拉出來了。”11月28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財經》年會2018:預測與戰略”上如此表示。

    在賈康看來,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超常規發展帶有明顯粗放特征,但粗放必然沒有可持續性,隨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環保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收入分配問題都是潛在風險威脅,需要通過改革攻堅克難的問題。十九大給出了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未來目標,大家注意到一個明顯的信號是,十九大報告通篇不提GDP,這是一個明顯趨向,質量第一、效率優先,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賈康強調,要看到GDP指標的局限性,只能反映經濟總量,不能同時反映經濟結構的優劣、效益水平的升降,必須要輔助其他指標。“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指標體系必須出來,什么叫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沒有指標體系衡量是不可想象的。這是一個必須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努力解決的問題。”賈康總結。

    以下為賈康發言實錄:

    賈康:我簡要說一說對于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之間的觀察。我們前些年的發展,總體來說是一個超常規的發展過程,但得客觀的承認,它帶有明顯的粗放特征,從一個比較低的起點上一路發展起來,你想一下子就集約、沒有粗放特征,可能做不到。但是,我們要實時警惕,一直粗放下去是沒有可持續性的。在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我們的勢頭還是不錯的,2016年是坐穩了人均GDP4000美元,現在已經曝出是人均8000美元的GDP,這個發展過程中間,可持續性方面卻越來越有威脅,以霧霾為代表的污染,后面還有大氣污染,跟著的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整個食品安全的問題,家長對孩子以后能不能健康成長擔憂的問題。同時,又有一個人際關系,收入分配等等,不管是收入水平低、中、高,說起收入分配似乎都有一肚子的意見,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怎么樣可持續,一定是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解決矛盾凸顯,隱患疊加的這樣一個潛在風險威脅之下的攻堅克難的改革問題。十九大了,我們在經歷著從原來的又快又好轉變為又好又快,穩中求進,軟著陸,現在看來,軟著陸有相當大的把握,這個L型轉換的尾巴似乎拉出來了,十九大又給了進一步的指導,我們要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而且再往前2035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簡要的發展過程,速度和效益的矛盾,現在大家都注意到,中央有一個明顯的趨向,十九大報告通篇不講GDP了,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我們一定要抓住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一定要打造升級版。

    同時,我們實事求是的講,再往前看,具體落實到工作上,從國家的經濟管理部門,到各個地方政府,到各個行業,是不是需要有一套,引領我們前進過程中間,必須和工作的業績、認識和分析相關的指標,這個指標當然不是簡單的一個GDP,但GDP是不可能不用的,在全球放眼看去,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別人比,不用GDP是不能想象的,只有不丹不用GDP。我們在GDP運用的同時,挑戰性的任務,就是不能以GDP論英雄,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它只能反映一段時間內我們經濟的總量,不能同時反映這個經濟結構到底是優化了還是惡化了,不能反映效益水平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就要輔助于其他的指標,不以GDP論英雄,以什么論英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你說征集考核不能全看GDP,這完全正確,那看什么。這個GDP必須要做出來,而且還要強調問責制。不能排除GDP,還要加上其他指標,這就是我們的努力方向。這個指標體系能夠八九不離十的反映出績效水平。

    從供給側考慮問題,指標體系是復雜的,各種指標不能通約,必然不可通約。有關部門還得考慮,2035年什么叫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指標體系必須出來,什么叫2049、2050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沒有指標體系仍然是不可想象的,這是一個我們必須在供給側結構改革中間,大家努力解決的問題。謝謝!

    賈康:結構性改革,說全了是結構供給側改革,聚焦點要優化結構。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改革啟動以后的切入點,不代表全部,但確實體現了它的復雜性,“三去一降一補”你找不到一句話概括它的要領,必須專門討論在一個政府轄區,在一個行業,在一個企業集團里,對應的三去一降一補怎么形成盡可能高質化的方案。比如“去”,產能,代表性的行業有鋼鐵、煤炭,我們不否定去產能現在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這里面的概念始終不夠清晰,關鍵不是去一般人理解的過剩產能,實際上最關鍵的是要在看起來有過剩特征的同時,怎么樣去這些產能里的落后產能,在一個領域里高高低低可比的產能排在一起,有什么好的機制能夠把靠下的,耗費嚴重,污染嚴重,效益低的產量,把它擠掉,這是問題的實質。我舉一個問題,煤炭行業的去產能,在2016年上半年的種種壓力之下,管理部門想出了一招,行政性手段為主,要求全國所有的煤礦生產的礦井,以全年276天工作日封頂,這時候市場就有反應,2016年第三季度煤炭行業突然出現價位迅速上升,來勢迅猛。在一開始的反應,去產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整個市場回暖了,但看一下真實途徑,這不是供給性改革要求的,是以行政手段一刀切的壓產量,壓產量的結果沒有去掉落后產能,形式上出了政績,實際上是把落后產能一起保護下來了。

    我以前在北京做過工人,到井下支持一線,當時非常清楚的知道,煤礦生產的基本特點要求它只要沒有大修,這個礦井一年到頭就是輪班倒,連軸轉,按我們的學術分析,把這個礦井發生所有的固定成本,最大限度的攤到各個方面,保持它一個最基本的效率水平。現在行政性手段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是強制著一起把大家的效率都壓低了,落后產能一起保護下來了,這哪是里供給側改革的初衷呢。這就可以擔憂一個問題,煤礦按照現在這樣一下子大起之后,如果不能繼續去落后產能,到一定的時候會不會重現我們原來那個矛盾,會不會大起之后的大落又折騰我們一輪,現在可能沒有別的辦法,要趕快總結經驗和教訓。管理部門說這是錯誤的,要就正,現在大家要糾正,下一輪這個矛盾再現的時候,機制能不能上一個臺階,這是值得討論的一個事。

    再說說做加法,補短板肯定要做加法,我稍微說的開闊一點。大家都知道,這些年我們在警惕投資過度,投資的低效率,但是客觀講,現在做加法方面不能回避中國有效投資的巨大的潛力,選擇性的聰明投資、有效投資,在中國現在實際上對象的規模是非常可觀的,可選擇的這些投資切入點,要配合好機制,未來一、二十年都做不完的。現在大家都注意到,在市場這些年走向低迷的過程中,政府在加力,推行PPP,大的方向完全正確,它是在我們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一個螺旋式上升,原來已經認識到了政府和市場主體劃定邊界,認為是井水不犯河水,就達到市場要求的境界了,現在認為不夠了。在一些特定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建設和運營等重大的投資領域里,應該積極的考慮以PPP去做,這時候政府和企業又變成合作伙伴關系一起做事,政府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身份仍然是可以清晰合理規定的,這時候裁判員到法那兒去了,以一個自愿簽字伙伴的一方和另外一方合作,把PPP的整個生命周期做完,它帶來的不光是融資模式創新,如果整個的規劃是比較高水平的,產業政策方向是正確的,這就是個好機制,而且它是管理模式的創新,政府、企業、專業機構合在一起,強強聯合,一起分擔風險,以各自相對優勢的要素控制項目里特定的風險,合在一起風控可以做的更好,績效就得到了提高。所以,融資模式上升到管理模式的創新。

    比如北京,公共交通體系是不是短板,我早晨到這個會場,8點20出來,將近兩個小時才到這兒,大家天天受公共交通體系的困惱,這是不是個短板?顯然是。為什么紐約東京巴黎、慕尼黑等等城市,機動車的擁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不需要限購、限入、限行,道理何在?其實有一個國際上可以總結的經驗,政府要牽頭必須要達到高水平規劃,北京的地鐵非常遺憾,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改革開放本來應該加快建設,短期行為出現了,每一屆政府希望自己的政績體現在老百姓看得見的地方,就開始攤大餅, 最后才下決心天文數字的資源砸到地底下去,這時候PPP就對上了,四號線是PPP,六號線又是PPP,這時候補短板不可質疑,它的績效是國民經濟的綜合績效,雖然我們現在承認量化它做不到很精確,但承認它是非常重要的。過去補短板,除了思想認識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同時還有資金的拖累,政府拿不出這么多錢一下子做這個事,但有了PPP以后,原來想做做不成的事,現在可以做成了。在全中國,現在100多個百萬人口規模以上的城市,幾乎無一例外都要考慮趕快建設軌道交通網,北京的嚴重堵車已經在其他的中心城市普遍大量的發生,吸取北京的經驗教訓,是不是應該把有效的投資盡可能做的靠前一點,當然規劃水平,資金的統籌安排,PPP的創新等等,都一定要對上。這就是供給側改革的復雜性,一兩句話說不清楚,要說一套,這是結構問題,涉及到所有的要素,這個要素里面,從規劃開始,政策的供給,公眾的參與,領導決策,拍板的水平,一樣都少不了。最關鍵的,是跟市場怎么對接,你有好的東西跟市場不能很好的對接,還是不能形成有效投資,但是做通了以后,我們就可以繼續保持中國追趕先進經濟體的超常規發展態勢。

    舉個小例子,現在城鎮區域缺少5000萬個停車位,北京缺少將近300萬個,深圳缺少將近200萬個,現在有車族越來越多,大家都為停車苦惱,我們粗粗算一個,未來十幾年里,是不是要盡快建出來5000萬個停車位,一個停車位10萬塊錢,以后還得補充電樁,很多地方還得建便捷的工本很高的立體停車位,北京的平安大道開通了跟長安街平行的一條干道,兩邊也都是古色古香,但是沒有規劃停車位,顯然要立體的停車位。一個停車位按10萬塊錢算,不過分吧,還是靜態算,那是五萬億的投資,這個投資別無選擇,各個地方要抓緊干,當然也得審時度勢,也得考慮跟公眾互動,也得考慮國際經驗,很復雜。但是,做起來以后,它的效益是社會性的,而且它有一個非常簡明的投融資的模式,停車位是可以收停車費的。

    這種例子太多了,可做之事,中國不缺少。回到宏觀上,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就是你把它的潛力釋放出來,既不形成明顯通脹,也不形成明顯通縮的那個增量水平,還相當高,這是中國的市場潛力和魅力之所在,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總體來說,前面的縱身還有很大的空間,現在看看精準扶貧在涼山州逼出什么事,邊遠的地方,首先要有干道接通,要趕快建這個道路,怎么辦呢?民營企業進來,BT方式來做,有關管理部門說不能做BT,人家稍微改變一下,不叫BT,但這個BT機制是要用的。這都是我們的空間,真正實事求是的看到這個空間,這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其中應有之意。

    賈康:我算是國家十一、十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的成員,我注意到每次五年計劃的時候,要列出一個指標體系,好幾十項。如果從現在要抓重點,GDP不能不看,但是要擺脫GDP論英雄的現象下,要特別考慮一些指標有效的實行一些功能,比如單位GDP能耗,衡量直接效益的指標怎么用到部門和行業上,也相對來說容易處理,因為它無非是一個企業定位的,市場主體定位的,綜合起來成為一個行業或部門的全景圖,我認為非常有難度的是社會績效,這方面一定要努力結合著研究者研究的深化,再借鑒國際經驗,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有一個認識上的攻堅克難。比如我前面軌道強調的,一個中心區域的軌道交通網,全球的經驗來看,除了香港,別的地方都是虧損的,都必須由財政提供補貼,才能持久運行。軌道交通網的運行怎么量化體現出來,才好決定在整個預算安排里,知道什么是合理的支持,什么是過度的支持,這就涉及到很復雜的指標的設計,還有相關的考察這個指標,以及這個指標運用到問責制和獎勵制度上的連接機制,實話實說,這是現在我們極不成熟的,但是我們又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

    我這些年在財稅的角度,特別力求跳出財政,看宏觀經濟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守正出奇,特別強調正的外部性的弘揚,負的外部性的消解,能夠對應到量化的指標,我們現在特別不成熟,但總的努力走向成熟,就得方方面面動員專家和社會的聰明才智,大家一起探討,綜合績效,所謂外部性方面的量化,希望能夠在我們的實踐中走在世界的前頭。

    前些年有一個努力,環保部門已經積極參與的,做綠色GDP,在已經有的GDP基礎上做修正,修正出來把很多人嚇壞了,比如沿海一個區域,修正了以后完全否定了他們的發展,只公布了一年GDP研究成果,以后就不得不停下來,無法再往下面深化了。我們再重新啟動,可能要保密,不要引起社會上方方面面過度的反應。就像雄安新區的規劃,一開始絕密的狀態,現在在陸續披露。總體來說,要有一個通盤協調之下,既借鑒國際經驗,又尊重我們過去已有的初步經驗,但一定要守正出奇打開新天地的這樣一個高水平的出奇制勝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才能真正面對著現在的平靜期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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