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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經濟學的過去和未來
    2019-06-19 全球品牌網  許成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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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自從亞當·斯密時期的政治經濟學以來,其研究主體就是制度。從政治經濟學一產生,它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制度和經濟現象之間的關系。后來在經濟學不斷地走向社會科學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引入了科學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發現,討論制度相當困難。當把制度抽象掉之后,許多經濟現象分析起來更容易。因此到了19世紀末之后,在經濟學逐漸走向經濟科學轉型過程中,為了避開分析制度帶來的困難,經濟學者們就用假設的方式把制度固定住,對制度不予討論。這樣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制度都是一樣的假設條件下,去尋找“沒有制度”的經濟中的規律性現象。

    科學地討論制度的主要困難在于定量化。任何科學都始于定量的觀察,由此得到系統的嚴密的結論,并由此使理論可以得到定量的驗證。當經濟學變成科學的時候,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夠定量地度量其研究對象。比起離開制度的“純”經濟和金融現象,度量制度更難度。因此,從20世紀初以來產生的新古典經濟學,其最重要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把制度固定住(或稱為沒有制度),只探討相對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現象。

    在那個時期,經濟學界還存在一個和新古典經濟學有所區別的制度學派,或奧地利學派。嚴格地說,所謂的制度學派或者奧地利學派繼承了政治經濟學的老傳統,因此并不是新的學派。

    今天討論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區別于奧地利學派,區別于老的制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是科斯和諾思。其核心內容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科斯定理,以及諾思的路徑依賴理論等。用這些新的概念、新的分析工具討論制度。但是,從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講,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奧地利學派,還是20世紀以前的政治經濟學傳統,都是一脈相承的。

    新制度經濟學的“新”就是指上述的新概念和新分析方法。但是,當我們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的時候,如果強調的是新概念、新分析方法,那就不局限于科斯和諾思發展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在科斯和諾思那個時代,他們提出的概念是新的。到現在,這些概念已經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和方法了,已經不再是新的了。所以,新制度經濟學面臨著和整個經濟學的主流融合及共同發展的趨勢。

    當人們用新制度經濟學來討論問題的時候,有一種傾向是清楚地區分新制度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但如果我們關心的是對制度的研究,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并不真的有明確的界限。因為主流經濟學自從70年代以來系統地引入了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論)和制度設計理論(又稱機制設計理論),此后制度就成了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點之一。比如說制度設計理論,顧名思義研究的就是制度。而且制度設計理論產生的直接背景就是蘭格和哈耶克關于市場社會主義制度和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辯論的延續。這一辯論的內涵就是最大、最基本的制度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制度設計理論與制度經濟學在許多方面重合。只不過它和傳統的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方法不同,它和新制度經濟學中科斯的理論、諾思的理論看上去也不同,但整體上,研究對象是一樣的,都是制度問題。

    值得指出的是,主流學術界通常將制度設計理論視為博弈論的一個分支,而博弈論本身也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和對象。在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以前,經濟學者們把制度假設掉,在不看制度的情況下分析市場經濟,中心問題是市場上的需求和供給均衡,由此建立一般均衡理論模型,然后用這個理論框架去討論市場經濟。但是,引入了博弈論以后,討論的對象就擴展到人和人之間在社會上的任何博弈,超越了單純的市場供求。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諾思關于制度的定義,就可以看到制度經濟學在概念上與博弈論的重合。諾思將制度定義為社會博弈的規則,而博弈論討論的正好是人的社會博弈,在不同規則下的博弈。當我們講社會博弈的規則時,指的就是制度,并討論什么樣的制度下博弈會出什么樣的結果,這正好就是博弈論要討論的內容。從這個角度來看,自博弈論和制度設計理論的發展以來,主流經濟學已經為系統地從理論上研究制度奠定了基礎或者部分基礎。就此而言,新制度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是日益融合,而不是相互分野。

    除了理論之外,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經驗研究。在最近二三十年的時間里,無論是在新制度經濟學還是在新政治經濟學中,經驗研究都有了巨大發展,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制度變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聯、中東歐國家,包括中國、越南,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段時間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制度變化,極大地刺激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

    第二個原因是技術的變化,包括互聯網的發展、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大量與制度相關的數據在過去很難獲得,但現在由于互聯網的發展,變得更加容易獲得。有沒有數據實際是科學發展的決定性問題。任何科學的經驗工作的第一關就是數據,而互聯網的發展為獲取大量數據奠定了重大的技術基礎。另一個重大的技術基礎就是個人計算機的發展,這使學者們對數據的統計分析變得極其容易,人人都可以在家里對數據進行復雜的統計分析。上述兩個因素相結合,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使新制度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領域的經驗研究蓬勃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這三個領域在很大范圍內是互相重疊的。經常很難清楚地劃出界限,實際上也沒有必要人為地劃清界限。

    經驗研究的迅猛發展告訴我們,新制度經濟學不但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一定會有更大的發展,實際上,已有的這些發展是為下一步更大的發展奠定基礎。一方面是在理論上,引進了博弈論和制度設計理論;另一方面在經驗研究上,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和從大量經驗研究中發現的規律性內容。這些都有待于好的理論的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推動

    新制度經濟學至今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原因之一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更具科學性、可操作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和科斯定理,諾思的理論,包括對制度的定義和路徑依賴理論,對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發展,不僅有概念上的推動,也包括經驗研究上的幫助。下面我分別就諾思的理論和科斯的理論各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道格拉斯·塞西爾·諾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20年11月5日-2015年11月23日),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首先,是諾思關于路徑依賴的理論。概括地說,路徑依賴理論是指在制度演變的過程中,不同國家中不同制度的演變和過去的制度相關,進而可以分析,過去的制度,在什么意義上,會決定后來演變成什么樣子。例如一個關鍵的制度因素是,過去的制度能否使這個制度本身有兌現承諾的能力。過去的制度如果使得其統治者能夠兌現其承諾,那么制度就會向良性循環演進:從具備部分兌現承諾的能力到承諾能力越來越強。但是,如果過去的制度里沒有這種能力,這個制度可能很難向良性循環演變。在一個統治者完全沒有承諾能力的制度中,可能一直發展不出來統治者兌現其承諾的能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的討論。諾思和他的合作者應用這個概念討論了憲政的發展,為什么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展出現代憲政的國家,為什么很多國家發展不出憲政。諾思認為,在英國產生憲政之前,在封建君主制下,封建貴族們實際上能在一定程度上強迫君主兌現一些他的承諾。也就是說,在英國的封建君主制度中,存在部分使君主兌現其承諾的機制。從13世紀的大憲章運動起,經過幾百年的演變,這個制度顯現了良性循環,君主在貴族的集體制衡下,被迫越來越多地兌現其承諾。從一開始能承諾一點點,到后來越來越多地兌現,最終建立憲政。憲政歸根結底就是以分權的方式,迫使統治者必須兌現他許下的承諾。

    有不少經濟史學家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發展。諾思的理論甚至對博弈論也有非常大的推動作用。諾思關于制度決定承諾兌現能力的討論,后來在博弈論中成了一大類的主流問題,即所謂的動態博弈論問題。

    科斯對經濟學主流的影響更大。例如,交易成本理論不僅應用非常廣泛,有大量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它反過來對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也有重大的推動作用。從理論的角度講,交易成本理論是一種化約形式(reduced-form)的理論。所謂化約形式的理論是相對于從經濟現象最基本的原理(first principles)出發的理論而言的。所謂最基本原理相當于公理,是大家公認而不用解釋的基本出發點。而化約形式的理論是以直覺為基礎的從中間假設或中間結果出發的。

    物理科學、生物科學的基本理論都是從最基本的原理產生出來的,尤其是物理科學。例如牛頓力學定律。經濟科學也試圖這樣做。但社會科學面臨的問題極其復雜,所以一切都追求從最基礎的原理或公理出發來構建理論,往往在難以實現的時候,把人們陷入技術陷阱里,看不到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相比之下,科斯定理把稱為“交易成本”的中間結果作為起點,獲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由于交易成本不是最基礎的原理,作為黑匣子,它啟發人們如何去構建更基本的理論。面對化約形式的理論,到底什么是交易成本,什么東西決定了交易成本?市場上和企業內部這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為什么帶來的成本不同?到底哪一種類型的交易成本更高?

    進一步看,無論是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還是在企業內部進行交易,都是以合同的形式進行的。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合同和在企業內部進行交易的合同,到底有什么差別?如果它們之間沒有質的差別,那么世界上就不會存在企業和市場的差別。在現實中,人們感到(或者觀察到),在企業內部交易和在市場上交易有質的不同。有企業和沒有企業也有質的不同。如果是質的不同,到底是什么不同?這里面涉及合同理論(博弈論的一個分支)和產權理論。什么是企業?任何一個組織被叫作企業的時候,意味著整合在一起的一組產權。所謂市場指的是人們在市場上互相交換和買賣產權,如果買賣的只是一個產品,那是關于這個產品的產權,如果買賣的是股份,就一定在交易產權。所以,人們在市場上交易的內容和在企業內部交易的內容是有質的不同的。

    為什么會有產權?有產權和沒有產權到底會不會造成差別?為什么產權重要?這些是從交易成本理論受到啟發提出來的基本問題。奧利弗·哈特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的啟發下,打開了交易成本理論這個黑匣子。其出發點是合同的不完備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剩余控制權如何分配的問題。所謂的剩余控制權分配就是產權的分配,因為誰有產權,誰就掌握了剩余控制權。剩余控制權存在的原因,既包括了合同自身不完備的特性,也包括人們為了控制產權有意設計的不完備合同。這是現代產權理論的基礎。這些理論發展對今天主流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金融學,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

    除了科斯和諾思之外,威廉姆森和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也被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姆森的理論是對科斯理論的直接延伸。在哈特的工作之前,交易成本理論之所以變得威力巨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貢獻是威廉姆森。科斯的寫作并不多,他只是原則上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并在概念上說清楚了,但如何應用這個概念解釋復雜的經濟現象,大量是威廉姆森的工作。此外,剛才講到從不完備合同理論的角度解釋產權,這個基本思路也是源于威廉姆森。當然嚴格的理論構建工作,是哈特。所以他們實際上是不同層次的貢獻,在科斯那里更像哲學概念,而威廉姆森把科斯的抽象哲學概念具體化,而且他有大量的觀察。威廉姆森基本上不太使用系統的數據,而是根據經驗觀察,他用哲學概念把大量經驗觀察串在一起,然后又哲理性地討論為什么要有產權,產權的作用是什么,最后發現它和合同的不完備性是相關的。

    新制度經濟學面對的挑戰和未來的研究議程

    新制度經濟學面對的挑戰性的問題,可以分為方法論方面的,其中包括理論和經驗兩個層面;和制度方面的。從大問題的角度來看,無論我們面對的是發達經濟還是發展中經濟,制度的問題都是最基本的。先討論發達經濟,然后討論發展中經濟,包括中國的問題。

    發達經濟的制度問題少一些。但即便如此,在發達經濟中,今天面對的所有最困難的問題幾乎都是制度問題。一個例子是不平等,一個例子是金融危機。發達經濟中的不平等問題,如同前不久出版的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在經濟學界、在社會上都引起巨大的轟動。無論人們辯論的觀點是什么,有一個基本事實是不能忽略的:整體上在發達經濟里,除了北歐國家之外,不平等在擴大,尤其是美國的不平等在迅速擴大,而不平等是引起社會不穩定的最基本因素。這是發達經濟面對的一個最大挑戰。這個挑戰的問題是制度問題,而不是簡單的熟練勞動力和不熟練勞動力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教育水平高低的問題,或者掌握的是資本還是勞動力的問題。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自動化的快速發展,如果制度問題不能得到解決,不平等會更快地擴大,進而嚴重沖擊社會穩定。之所以把不平等問題中最困難的部分視為制度問題,就在于在高度自動化無限制地提高生產率的同時,也會替代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被替代的勞動力在社會上怎么辦?在沒有合適的制度安排時,要么人工智能、自動化會遇到嚴重的抵制或導致社會不穩定,要么不適當的解決方案會帶來大量的道德風險問題。如果解決不了與此相關的制度問題,一面是有抵抗,另一面是道德風險,財富的二次分配就解決不了,社會不平等就解決不了,技術的變化就可能使社會變得不穩定。

    第二個大的問題是金融危機。資本主義制度決定了產生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制度也決定了危機的嚴重程度可以非常不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爆發后建立的金融監管制度,相當成功地保證了幾十年來沒有重大金融危機,每一次爆發的金融危機都相對小,容易處置。直到2008年,爆發了和1929年那次可以相提并論的危機,其原因就是制度上出現了重大的問題。

    為什么過去的制度已經在幾十年里避免了重大金融危機,后來又不行了呢?原因是技術變化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變化,使過去建立的制度在一些方面過時了。技術變化中最突出的是信息技術和金融技術的變化。這是產生重大金融危機的制度原因。至今相關的學術研究仍然不充分,更沒有尋找到好的解決方案。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在發達經濟中面對的重大挑戰之一。

    和發達經濟相比,發展中經濟面對的制度問題遠更為嚴重。世界上為什么存在不發達國家?為什么在過去一百年里,能從發展中經濟演變成發達經濟的屈指可數?長期以來,這是經濟學關心的最基本問題之一。如果沒有制度差別,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在幾十年里,世界上所有的經濟都應該大體趨同,換言之,不應該有發達經濟和不發達經濟之間的巨大差別。道理很簡單,因為在沒有制度障礙的情況下,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投資一定是有利可圖的。于是就應該有大量的資金技術進入不發達國家。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所有不發達經濟都會變成發達經濟。之所以世界上大部分的經濟是不發達的,原因就在于它們的制度阻礙了自己的發展。簡單地說,一個經濟長期落后的原因主要在嚴重的制度障礙。當我們討論中國改革的時候,絕大多數的經濟學研究結果都表明,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就是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國的改革成績主要是中國在制度改革上的成績;而中國改革出現的最大問題,也在于制度改革上存在問題。與此相似,所有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制度問題。因此,對于所有發展中經濟來說,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和新制度經濟學面對的最重要的研究議題,就是制度的問題。

    以上討論的是新制度經濟學面對的問題。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新制度經濟學既有巨大的機會,也面臨巨大的挑戰。首先從理論上看,剛才我們提到了博弈論和制度設計理論,都是研究制度非常重要的基本分析工具。但這些并不是問題本身。如同偏微分方程和歐幾里得幾何在物理學里是重要的分析工具,但不是物理問題一樣。與物理科學必須要面對物理現象和物理數據一樣,新制度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也一定要面對數據和現象。如何從現象出發,利用這些分析工具來構建能夠被定量驗證的解釋制度的理論,這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挑戰。

    如果把理論的起點嚴格限制在基本原理上,至今在絕大部分的制度問題上,我們還很難構建出能夠定量驗證的、基于博弈論或制度設計理論的理論模型。這是制度問題的復雜性帶來的重大挑戰。在面對這個重大挑戰時,一個可行的步驟可能是,暫時放松或繞開以基本原理作為構建理論的起點,而發展化約形式的理論。實際上,科斯的理論、諾思的理論、威廉姆森的理論,都是化約形式的理論。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經驗研究。其中包括數據的收集和數據的處理等,都涉及巨大的挑戰,需要巨大的創造性。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發展,從來就受制于如何度量制度的問題。今天我們對于如何度量制度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仍然面對著一系列的困難。例如,非常重要的一個制度是法治。作為學術研究,什么是法治?怎樣度量法治?如今,經過社會科學家,包括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很長時間的集體努力,收集了多種數據,發展了若干種度量的方式,但是仍然存在基本缺陷。與此相關的例子還包括對產權、司法獨立、憲政、民主等的度量。這些都是新制度經濟學面對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挑戰。在經驗研究方面,作為經驗研究基礎的度量和數據,新制度經濟學需要當年庫茲涅茨發明GDP度量市場經濟活動那樣的突破。

    青年學子在新制度經濟學未來發展中的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面臨的這些挑戰,也為研究者提供了機會,尤其是有興趣在新制度經濟學方面做研究工作的年輕學者。不過,要在制度經濟學領域取得研究成果甚至突破需要具備很多方面的基本技能。制度包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上幾乎覆蓋了經濟學的所有領域,甚至覆蓋了社會科學的很多領域。作為研究領域,新制度經濟學覆蓋很寬,很全面。沒有一個人能夠全部知道其內容。因此,作為每一個學者,一定有其偏重。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新制度經濟學方面做出貢獻,需要有好的經濟學基礎,包括理論的和實證的。理論方面包括前面討論過的博弈論、制度設計理論。即便不是做這方面的研究,不在這方面創新,也應該熟悉這方面的基本文獻和基本理論。經驗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主體。在經驗研究中,經濟計量學的方法論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

    當然,新制度經濟學面對的是很多巨大的挑戰,簡單機械地應用教科書或者文獻里的方法,是不能應對這些挑戰的。僅僅熟悉方法論并不能保證成為一個有創造性的學者。在我們面對的制度現象中,只有少數從新制度經濟學已經得到解答。制度現象的絕大部分,至今都是沒有得到解答的。所以,到處都是挑戰,到處都是年輕學者可以取得突破的地方。問題是,必須要有創造性。但創造性從哪里來?創造性是從對現象的觀察來。對現象的觀察有多種角度,多種方法。以數據為例,哪些尚未被認識到的數據是可以創造性地加以利用的;在已有數據和文獻的基礎上,可以如何構造(construct)數據,例如庫茲涅茨構造的GDP數據。對制度的深入研究,依賴創造度量制度各個方面的指標。

    今天有了網絡,有了大數據,有了人工智能,如何利用大數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用大數據來構造度量制度各方面的指標,這既是巨大的挑戰,也是可以做出許多突破的巨大機會。相關度量的突破,會帶來經驗研究的突破,甚至帶來理論的突破。多數理論的突破都不是從數學上推出來的。理論的重大突破,其起點都是概念上的。而概念上突破的起點,多數是經驗上的觀察。給定現在的技術發展,年輕學者從理論上、從數據上、從經驗研究上都有非常大的空間去實現突破。

    對于關心中國制度的年輕學者而言,應該看到,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是因為對之前太過于嚴重的制度障礙進行了改革。但是,中國遺留的制度阻礙仍然非常嚴重。探索這些問題,既是很大的挑戰,也是很大的機遇。

    現在的年輕學者從事理論的比較少,而在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中,更多人側重數學,更少人面對制度問題。相比之下,遠為更多的年輕學者從事經驗分析。表面上,很多人能熟練地將文獻上和教科書上已有的方法,運用到比較現成的數據上。但問題在于,如果沒有新的想法,機械地應用工作很難在學科上有突破。

    真正重要的突破性工作,要么就是發現了其他人沒能發現的重要問題,要么就是提出了其他人尚未知道的重要方法。發現重要問題,依賴直覺,或者稱為洞察力、眼光。而洞察力需要學者有更寬廣的視野。新制度經濟學的每一個奠基人,科斯、諾思、威廉姆森和奧斯特羅姆,他們的開創性突破都是來自他們對制度現象的直覺。新制度經濟學不局限在經濟學范圍,是跨學科的。好的新制度經濟學學者,對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法律制度、歷史都要有所了解。要站得比較高,你要知道重要的細節,但更要把握和理解整體趨勢。沒有高度,沒有直覺,就抓不到大的問題。

    除了與文獻相關的直覺外,直覺的另一個來源是現實。在面對現實的時候,人的思想必須是完全開放的。當人的認識受到限制,有禁區時,當有很多問題不敢或不愿意討論的時候,就走不遠。社會科學上能做出突破性貢獻的,必須是完全自由的人。思想上沒有限制,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因為討論制度不可能回避政治制度。

    對于選擇只做技術性工作的年輕學者,不應該限于機械地應用已有的技術手段。創造性的工作有兩類:一類是創造性的數據構造。由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發展,這個領域的潛力特別大,突破的機會特別大。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包括文字處理以及對文字的理解)里面包括了巨大的,傳統上人們沒有想到可能使用的數據。如何創造性地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技術,把大量文字變成數據,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前沿問題。比如說與法庭相關的數據,現在大量的案件都在網上公開了,數據量非常大。如果能利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把已經公布在網上的這些案件分門別類變成統計數據,就可能在理解中國的司法制度上,打開一個突破口。此外,中國各方面的歷史文獻更是汗牛充棟,這里有大量的領域等待著年輕人去開辟,打開深入認識中國制度的突破口。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應用,也可能對統計學、方法論帶來挑戰。現在已經有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在學習人工智能,以借此在經驗研究的方法論上有所突破。而這些突破最有前途的就是新制度經濟學。因為新制度經濟學面對新數據。在新制度經濟學里,一旦方法論上有突破,數據上有突破,就會帶來這個領域的突破。這些對于年輕學者來說,有很大的吸引力。

    技術固然重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大的想法更重要。讓我們看看自然科學的大想法是怎么和技術連在一起形成的。在人類文明史中,第一門形成系統的自然科學是物理科學。而奠定物理科學的基礎是天文觀察,是歷經數百年的巨大量的天文觀察數據。這些數據詳細、精確地記錄了天體運動的規律。從這個背景下產生出來的物理學的第一個突破,就是開普勒的行星運動規律,然后,才有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實驗,而這兩個突破奠定了牛頓力學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些堅實的天文觀察記錄,不能確切知道行星是怎么運動的,而是天天讀古希臘人對物理世界的解釋,就永遠不會有突破,就沒有物理學。突破的來源是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東西是別人沒看到過的。

    回到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行星運動規律”來自哪里?來自歷史的記錄!從大量國家的長期歷史記錄中尋找制度的規律性。現象會告訴你,有什么東西是我們還沒有認識到的,有什么東西對我們今天非常重要但我們并不了解,這些才能真正指導我們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里產生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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