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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經濟學在危機時刻總失靈?反思自私的人性
    2019-06-16 全球品牌網  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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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都刺激人們重新審查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經濟學者尤其如此。經濟學者聲稱可以解釋和推測經濟體系的運行規律,可以設計讓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的大政方針,可以規劃人人共享福利和幸福的宏偉藍圖,可以制定擺脫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甚至可以幫助人類實現長期繁榮和持久和平。

    曾幾何時,經濟學者似乎無所不能。然而當金融體系轟然崩潰,經濟體系陷入危機,經濟增長急劇放緩和衰退,失業人口迅速飆升,社會矛盾不斷惡化時,經濟學者卻突然變得束手無策,黔驢技窮。這看起來如此荒誕和怪異的一幅景象,絕非是危言聳聽。

    即使沒有公開承認,全世界負責任的經濟學者其實都在深刻反思自己的職業和學問。我們確實需要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或許我們暫時或很長時間都無法找尋到令人滿意的新世界觀和方法論,但我們卻不能坐以待斃,更不能故步自封。

    我們必須以謙虛的態度,重新審視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和分析邏輯;我們必須放棄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傲慢心理,高度重視其他學科特別是哲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所揭示的許多重要真理;我們必須以建設性的批判精神,去檢討過去200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取其精華,剔除糟粕;我們必須腳踏實地,讓經濟學回歸真實世界,回到人間百態,關注人間疾苦;我們必須正視自身的無知與愚鈍,明白我們對幾乎所有重要的人類經濟現象其實還知之極少,甚至連發生了什么事情都還蒙在鼓里。

    因此,我們要想為經濟學這門學問開辟新空間,就必須深入檢討和反思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道德基礎。

    主流西方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五個方面組成:人類行為的自私決定論、經濟體系的機械決定論、人類發展的西方中心論、人類認識的實證方法論和政策哲學的自由競爭論。若細思之,經濟學邏輯方法的決定論、機械論和均衡論,追根溯源,則是源于人性自私論。

    人性自私假說是西方先哲對人類行為的最基本公設,是經濟學巍峨大廈的最后基礎。人的自私欲望無限和自然資源有限之間構成難解難分的矛盾和沖突。經濟學應運而生,冀圖解決這個特殊矛盾。

    張五常教授說,斯密的《國富論》主要是闡釋自私的好處。他在《科學說需求》(《經濟解釋》第一卷)中如是寫道:“經過多年對《國富論》的消化,我認為斯密的自私觀點有兩處需要補充。第一,斯密正確地指出自私可以給社會整體帶來很大的利益,但卻忽視了自私也會給社會帶來害處。后者重要地牽涉到交易費用及產權的問題,是我自己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說,在哲理上,重視自私之害是我這本《經濟解釋》與《國富論》的主要分歧。”

    埃德溫·坎南為《國富論》標準版撰寫了精彩序言,其中有云:“滲透整個《國富論》的基本信念,就是自私能夠創造經濟社會利益。自斯密之后,該信念遂成為經濟學的起點。”

    當然,對自私的最佳描述仍然是《國富論》那不朽的段落:“每個人都會盡其所能,運用自己的資本來爭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會意圖為公眾服務,也不自知對社會有什么貢獻。他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來,他就好像被一只無形之手引領,在不自覺中對社會的改進盡力而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個人為求私利而無心對社會做出的貢獻,遠比有意圖做出的要大。”

    17-18世紀的歐洲,一大批哲學家深入研究人性規律,直接催生經濟學和現代社會科學,人性自私論則成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曼德維爾“私惡即是公利”,“人類所有值得頌揚的功績和行動,背后動機都是虛榮和自利”等著名觀點,對斯密和經濟學的影響極其深遠。

    200多年來,人性自私論和邏輯思維決定論、機械論和均衡論結合起來,經過無數天才高手的謀思運籌和實證考究,打造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輝煌成就,也演變出西方經濟學的多重流弊。主要流弊就是經濟學者將自私理念極端化和庸俗化,經濟學者構造的模型幾乎完全忽視或漠視了自私的巨大破壞力。

    張五常的《經濟解釋》反復闡述了一個重要真理:某些局限條件下,人類的自私可以導致自我毀滅。

    然而,斯密之后的經濟學發展,恰好漠視了自私導致人類災難的可能性和多重途徑。這應該算是經濟學對人類思想和意識造成的最大誤導和危害。概括起來,約有三端。

    第一,人性自私假設被逐漸異化和極端化。斯密之后,邊沁將自私假說簡化為效用最大化,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效用最大化,演變為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個人財富(或身價)最大化、企業利潤(或市值)最大化、國家國內生產總值最大化,終于成為一種改變整個世界和整個人類的價值觀、人生觀和經濟政策理念。

    在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曾經深刻諷刺和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早已變為徹底的“金錢拜物教”。為了追求個人財富最大化、企業利潤最大化、國家國內生產總值最大化,我們甚至可以犧牲一切人類高尚的精神、道德、文化、情感、責任、義務。換言之,西方經濟學人性自私假設演變至今,造就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徹頭徹尾的“金錢至上”文明。

    或許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主流經濟學就是造成“金錢至上”文明的唯一原因,但是,從人性自私假設衍生出來的一整套人類行為假設、理念和政策哲學,肯定是“金錢至上”文明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20世紀下半葉,基于人性自私假設的基本理念,逐漸演變為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理論學說方面,人性自私假設從“看不見的手”開始,逐漸演變為完全競爭理論、理性預期學說、有效市場假說等數之不盡的精妙理論。

    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方面,人性自私假設則從自由放任、自由貿易一直歷史反復證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證明):毫無約束的自由競爭并沒有像斯密宣稱的那樣,可以促進社會的最大利益。相反,毫無約束的人性自私和自由競爭可以造成巨大災難。

    第三,通過宣稱人性自私假設的普適性,經濟學者將階級關系和國家民族利益完全排除,聲稱經濟學是所謂“純粹科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和普世價值。經濟學從最初的道德倫理學說,蛻化為一門“沒有價值判斷”的所謂“純科學”。19世紀后期,馬克思就斥責其為“庸俗經濟學”。20世紀后期,庸俗經濟學變本加厲,形成一種新的蒙昧主義。

    經濟學領域的新蒙昧主義將西方經濟學的教條絕對化、簡單化、抽象化,將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假設和政策建議不分條件地輸送和強加給所有國家,將西方經濟學衍生出來的價值觀和國家政策神化為人類普世價值、終極價值和最后的統治方式,并以此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搶奪、損害其他國家的根本利益,這是新蒙昧主義最赤裸和最極端的表現,它們已經且正在繼續給中國經濟造成重大傷害。

    對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救贖,首先必須拋棄簡單化、庸俗化和極端化的人性自私假說,重建經濟學的道德和倫理基礎。列寧說過:真理往前多跨一步,就會成為謬誤。任何科學真理都是有條件的真理,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無須任何前提條件、約束條件或局限條件的所謂絕對真理。

    人性本質是否真的自私,哲學家和生物學家至今沒有完全一致的結論。將自私作為基本假設以解釋人的行為,是實證科學方法的精髓,我們可以不同意而采取其他假設,皆無可厚非。若將自私假設簡單化、極端化和庸俗化,則必然導致一些危害極大的意識形態判斷和政策建議。

    拋棄極端化、庸俗化和簡單化的人性自私假說,與妥善保障私有產權沒有任何沖突和矛盾。人類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反復證明,唯有保障私有產權才能創造人間繁榮,唯有保障私有產權,才有可能建設公平正義的良好社會,消滅和破壞私有產權制度,最可能的后果就是民不聊生。產權和交易費用理論是20世紀經濟思想最重要和最精彩的發展,不僅深刻改變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而且深刻改變了人類命運,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貢獻巨大。

    從經濟學術史上看,斯密之后,張五常對“自私”理念的闡釋最為中肯和恰當。張五常將經濟學的“自私”假設重新闡釋為“在局限條件下個人爭取最大利益”,有多方面的重要含義,值得仔細深入思考。

    第一,自私是否能如斯密所描述的那樣,“一個人為求私利而無心對社會做出的貢獻,遠比有意圖做出的要大”,關鍵要看自私行為所面臨的局限條件,這些局限條件范圍極廣,包括宗教信仰、道德規范、社會習俗、法律法規、歷史傳統、時尚潮流等,其中最重要的約束條件是產權制度。

    原則上,人性自私能夠創造無限多樣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反過來又制約自私行為的結果。一個良好的制度可以讓自私行為盡可能朝著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的方向邁進,一個糟糕的制度則可能誘使或迫使自私行為危害社會。

    如何設計制度和機制,以便促使自私行為創造最大社會利益,是經濟學200多年來的核心課題。證明私有產權制度是人類迄今為止,能夠找到的最有可能和最大限度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安排,是產權和交易費用學說的主要貢獻。

    其他各種制度和機制,無論是以等級界定權利、以管制界定權利、以武力界定權利、以資歷界定權利、以種族界定權利、以姿色美貌界定權利,皆必然導致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經濟學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清楚闡釋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資源浪費或租值消散方式。張五常對此重要定律有開拓性貢獻。

    悠悠歲月里,上下數千年,人類嘗試過多種多樣的產權制度,直到18世紀之后,才開始以憲法規章自覺保護私有產權。自此之后,凡是致力于妥善保護私有產權的國家,皆成先進富裕之邦;凡是致力于消滅弱化私有產權的國家,皆淪為貧窮落后之域。我國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主要成功經驗,就是不斷保護私有產權,以此鼓勵自由競爭。

    妥善保障私有產權,其實比登天還難。現實世界的許多法律規章,在保護一些人的私有產權的同時,可能損害其他人的私有產權。說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大原則,如何具體落實則千差萬別。

    因此之故,哈耶克的名著《自由憲章》就提出,任何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法律規章必須是超越和一般性的,即不能有利于某些人卻不利于另外一些人。科斯1960年發表《社會成本問題》,以無數精彩案例闡釋私產保護的難度和權利之間的相互糾纏,成為多個學術領域共同尊奉的經典文獻。少有人提及的是,科斯大作有一個隱含的意思,那就是究竟應該保護誰的產權,必須訴諸價值判斷!

    奈特有一句耐人尋味的名言:人類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在價值領域的無盡探索。既然是在價值領域的無盡探索,我們就不能不做出價值判斷。當奈特討論經濟效率和所謂帕累托改進時,他反復強調效率首先是一個價值概念,而不是一個物理和機械學概念。

    第二,哪種局限條件下,人的自私行為會危害社會,甚至導致人類自我毀滅,是一個極其有趣而重要的問題。張五常反復強調,某些局限條件下,自私可能導致人類自我毀滅,他的思想路線極具啟發性。

    人類為什么會選擇交易費用明顯高昂的合約或制度?答案有四點,一是無知或信息費用極高,二是信息不對稱,三是成本收益不對稱,四是集體行動的困境。思來想去,可能導致人類毀滅的制度局限條件里,最關鍵的是信息費用和知識壓制。

    歷史上數之不盡的專制君主和極權霸王,壟斷信息,壓制知識,消滅自由,借以宣稱為他所用的那個制度是人類唯一的美好制度,結果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由此觀之,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自由,則是降低交易費用、增進生產組織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避免人類選擇“自我毀滅”制度安排的最重要途徑。

    第三,當我們希望解釋和推測某個人類行為和某種經濟現象時,首要任務是探尋行為和現象背后的局限條件,這是張五常獨創的真實世界經濟學,是順著斯密、馬歇爾、費雪和弗里德曼傳統的自然發展,然而這個傳統似乎早已不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了。

    將人性自私假設簡單化、極端化和庸俗化的后果,主要表現為金錢至上、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蒙昧主義,盡管人性自私假設不能為此負擔全部責任。

    經濟學者從方法論上忽視自私行為的約束條件和局限條件,從而漠視或忽視了自私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巨大傷害,主要表現則是數理模型被推上神壇和價值判斷被逐出殿堂。

    數理模型被推上神壇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法國重農學派經濟首開先河,古諾和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大放異彩,薩繆爾森、阿羅、莫萊和德布魯的數理模型登峰造極,奠定了主流經濟學的基本規范。博弈論異軍突起,橫行天下無敵手。斯密時代單純質樸的價值觀被掃蕩凈盡,片甲不留。

    自私假說先是被邊沁簡化為效用學說和功利主義,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三杰開啟邊際效用革命,為數學模型主導經濟思想大開方便之門。薩繆爾森《經濟分析基礎》繼往開來,將全部經濟學歸結為一個“最大化問題”。1970年薩繆爾森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其諾獎演說即以此為題。

    數理模型被推上神壇之后,價值判斷必然被逐出殿堂。舉凡無法數學化的人類行為要素,尤其是人類生活須臾不可離的價值判斷,譬如宗教信仰、文化精神、制度傳統、信任承諾、道德情感、預期愿望等,皆被逐出學術殿堂,游蕩于主流學術邊緣,偶爾才被召回裝點一下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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