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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史需要全面更新
    2019-06-15 全球品牌網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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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從道德倫理層面走到應用層面

    當知識這一概念最早在人類世界出現的時候,理解世界的能力,是我們和其他動物之間最根本的區別。這是我們作為人類的成就,也是我們的命運。知識本身互相配合,形成一個完美有序的整體。因此,在西方,數千年來,都認為知識是極致的美的對象。

    中國古代對知識有著迥異的態度。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激烈批評態度的蘆笛認為,中國人的傳統學問與西方“knowledge”的內涵完全不同,兩者互相消長。他指出,老莊的學問是教人如何拒絕探索客觀世界以“全真保性”,而儒家的學問是教人如何不受外界誘惑,全神貫注于內心世界的思想改造。兩家都驅使信徒的注意力轉為內向,放棄對客觀世界的探索,這結果當然就是凍結了科技的發展,也使得傳統“學問”長,則西式“知識”消,反之亦然。

    西方人眼里的知識從一開始是和超驗的上帝在一起。上帝創造的伊甸園里有兩棵樹,一棵是生命之樹,一棵是知識之樹。吃了知識樹上的果子,人會變得聰明起來,有了智慧,眼睛也明亮了,懂得分辨善惡,分辨是非。然而,上帝所禁吃的,恰恰就是這棵知識樹上的果實。

    這構成了西方人知識之旅的一個深刻隱喻。“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我們盡力去體會上帝在創造這個世界時的想法,盡管我們帶有凡人的局限;去認識這個世界,就像是去閱讀一本上帝寫下的書,他在書中解釋了他是如何將萬事萬物凝聚在一起的。達爾文駕著一艘小船航行了五年,伽利略違抗了教皇的命令,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質,所有人都將追求知識作為人類最深刻的目標。這才是知識在我們文化之中的意義。”戴維·溫伯格在《知識的邊界》一書中這樣寫道。 這種古典意義上的知識,和我們今天所稱的知識大不一樣,今天我們會傾向于認為知識除了令事情辦成的有用性(utility)之外,再無其他。

    從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源頭古希臘來看,蘇格拉底(Socrates)認為“德即知”,肯定一切罪惡起于無知,不可能有人自愿地、有知地犯錯。這樣蘇格拉底間接地肯定人生而具有善欲,善的價值是德性美行的基礎。知善始能行善,善知必先于善行。不過根據柏拉圖的《普羅塔格拉斯篇》(Protagoras), 蘇格拉底并不認為德是一種“可以教導”的知識,在他而言,“德即知”的知毋寧是“自知”(know oneself)的知,亦即對個人靈魂的真知、對善惡的辨別,而不止于種種可傳授的專門知識。

    “德即知”這一蘇格拉底的教誨經過柏拉圖深深烙印在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心中,但他更進一步認為,能知還要能行,知道什么是道德還不如知道怎樣實踐道德。對于蘇格拉底,只要人一旦明瞭何為正義時,此人同時便成了正義之人;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實行正義”要比“知道正義”來得重要得多,而后者未必能保證前者。亞里士多德主張人類的智慧最重要的成就即是哲學智慧與實踐智慧,個人至少要擁有這兩種智慧,才有得到幸福的可能。這個“哲學”與“實踐”之智的二分,也使得亞氏對“知”、“德”關系的看法異于蘇格拉底。

      拉斐爾的《雅典學院》把不同時期的古代希臘、羅馬和當代意大利的50多位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名流聚集在一個時空。位于正中的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歷史顯示,知識從道德倫理層面走到“實干”和應用層面,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要到很晚,知識才從個人修為成為了公共利益,以資源的形態出現。

    在19世紀80年代之前的100年間,知識被用于工具、生產過程和產品,從而產生了工業革命。馬克思主義以及階級斗爭理論便在這個階段產生。從那個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知識被用在了工作中,典型的莫若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學管理和福特的流水線模式,德魯克稱這一階段為生產力革命。工人掌握勞動的知識,可以獲取較高的薪水,在75年間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躍進,階級斗爭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被生產力革命取代。

    這一革命的最大貢獻,是徹底擺脫了農業經濟的財富創造模式,財富的累積由算術級增長轉為幾何級增長。從此,“資本主義和技術征服全球,創造了世界文明”(德魯克語)。在這一階段,分工制度與近代教育奠基,各種技術學校紛立,知識開始經由系統的教育而不是個人經驗的傳遞得到推廣。技術成為工業革命的要素,并迅速轉化為經濟與財富的強大動力。從某種程度上說,工業革命就是依靠技術在世界范圍內轉變社會和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知識被用于知識本身,這就是管理革命。用德魯克的術語,生產力革命是將知識應用于工作,而管理革命是將知識應用于知識和系統創新。人們因此徹底改變了對知識的看法:“我們現在認為的知識是知識顯示于行動之中。我們現在所說的知識是在行動中有效的信息,著重于效果的信息。”

    后現代社會理論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知識獲得創造新社會的權力

    “當許多社會進入我們通稱的后工業時代,許多文化進入我們所謂的后現代時,知識的地位便發生了改變。”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1979年寫道。在后現代狀態中,知識以“信息”形式出現,并且正在無止境地擴充著、膨脹著。“后現代知識不再以知識本身為最高目的。知識失去了‘傳統的價值’,而成為商品化的重要領域。”

    這樣的知識在誰手中呢?早在1967年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就指出,一個強有力的科技專家階層正在崛起; 1969年,彼得·F.德魯克(Peter F. Drucker)在《斷裂的時代》里為如何把控由信息技術和知識工作所造成的斷裂提供了指南;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則在1973年論證說,知識是后工業社會的核心特征。 從那以后,專家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便成了人們關注的話題。專門知識對于競爭力的重要性不斷地在經濟學家和商業戰略家那里得到強調,他們認為,財富的創造不再依賴于官僚對資源的控制,而是更加依靠專門知識和能力的運用,以及對組織能力的管理。

      德魯克

    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德魯克集大成地論述了知識型企業的形成。這本書在德魯克的學術生涯中占有絕對重要的地位,不僅僅因為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知識社會”的概念,更在于他以社會生態學家的視角對戰后資本主義的內在驅動力作出了精準的描述。直到德魯克去世的時候,他期待的知識社會并未完全來臨,但是他關于“知識”與“管理”的關系的梳理,引領了半個世紀以來的管理思潮。

    德魯克有關“知識被用于知識”的命題,意味著進入員工頭腦和企業文化的知識開始具有支配地位。

    工業革命及其后的泰勒主義改變了組織和管理的本質,而現在,必須對這個范式進行革新了。生產力建立在新知識的應用和發展上,因而離不開專門的知識工作者的貢獻。德魯克認為,知識工人與此前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完全不同,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接受過高等教育,更主要地是因為,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組織中,他們擁有組織的生產工具即知識。為此,等級制或矩陣式的組織需要改變,甚至出現了建構在專家的專門化知識基礎上的組織,比如醫院和交響樂團。

    當組織擁有了一批掌握專門學科體系的人之后,組織的任務就是如何讓知識變得更有效。所謂讓知識變得更有效,其實就是熊彼特說的要達到破壞式創新的目的。德魯克認為創新是穩定的敵人,而創新就要依賴于組織中的專家們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生產新的知識。

    德魯克提出:“從知識向種種學科的轉變給予知識以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權力。但是必須在專門化的知識和成為專家的知識人的基礎上建構這種社會。⋯⋯這樣也提出了一些基本問題:價值觀、夢想、信仰問題,這是所有能使社會凝聚在一起并賦予生活以意義的東西。”

    德魯克為管理注入了兩個新觀念:知識社會就是專家社會,組織的知識化就是專家化。基于個人知識的意愿屬性(此點值得另文論述),價值觀、愿景也會成為組織管理的新要素。

    下一個社會:知識社會

    1958年,加爾布雷思出版《富裕的社會》一書,指出我們所需要的,并不是一個批量生產富人的社會,或者一個富者愈富的社會,而是一個大多數人能夠享受經濟上的安全的社會。 2001年,德魯克為《經濟學人》雜志描繪了“下一個社會”, 這個社會身為知識社會,但其深刻內涵也并不在于知識是這個社會的首要資源,知識工作者構成勞動人口的核心力量,而在于:知識工作者擁有比經濟安全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社會地位。

    善于從歷史中引證的德魯克舉了這樣一個例子:1850年代,英國失去了工業經濟的領先地位,先是被美國,然后是被德國所超過。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既非經濟的,也非技術的,而主要是社會的。從經濟上、特別是金融上來看,英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都屬世界強國;在整個19世紀,她的科技成就也很奪目。合成染料,現代化學工業的第一批結晶,是在英國發明的,汽輪機也是如此。但英國卻從不承認技術發明人員的社會地位。說也奇怪,很少有國家像英國那樣給予“科學家”極高的榮譽,她19世紀在物理學方面人才輩出,馬克斯韋爾(James Clerk Maxwell)、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星光熠熠。相形之下,技術發明人員始終剝離不了“技工”的身份,他們成不了“紳士”。

    德魯克說,20世紀中葉以來的所謂“信息革命”實際上是“知識革命”。計算機只是一個觸發器,軟件才是關鍵,它將傳統的工作根據世代的經驗予以重組,其中凝聚了知識的應用和系統的邏輯分析。換言之,起作用的是認知科學。由此不難得出一個判斷:在經濟和技術上保持領先的要訣是知識專才的社會地位以及社會對他們的價值的承認。如果他們在組織中仍然被當作“雇員”看待,就會重蹈19世紀的英國人把發明家看作“技工”的覆轍,其后果如何,歷史業已給出了答案。

    讓我們再次回到本文開頭所討論的知識的性質問題上。在傳統的社會里,知識是清高而個人的。希臘先哲蘇格拉底曾說:知識的唯一功用就是“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意即自我在智力、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成長。常和蘇格拉底辯論的普羅塔格拉斯則認為:知識要達到的是知道如何說、如何說得好的能力,這種能力會讓人看起來有“形象”。中國文化對知識的概念亦很接近。“述而不作”作為孔子基本的知識價值觀,即是說,知識的應用只停留在思想的層次。而對道教徒和禪師而言,知識是走向啟蒙和智慧的途徑。不論東西方對知識的含義的看法有多大的不同,它們對知識不表示什么持完全一致的意見:知識不表示做的能力,功用從來不是知識,而是技能。

    回顧德魯克筆下整個知識含義演化的進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傳統的知識只能提升個人的教養,現在的知識卻能通過有效率的企業系統擴張成為對全人類有益的經濟商品;知識終于直接和經濟聯結,人類社會進入到知識經濟化的時代。在這一時代,知識是個人所擁有的最基本的資源,也是整個經濟活動中最基本的資源。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這些經濟學家從不離口的傳統的生產要素沒有消失,但它們卻轉為次要的了。只要有知識,就能得到它們,而且能輕易地得到。

    在德魯克的回憶錄《旁觀者的歷險》 中,他說自己是“第一個使用‘工業社會’這個名詞的人”,而在《下一個社會》里,他又告訴我們,“知識工作”和“知識工作者”的說法是他在1960年左右發明的。對德魯克來說,雖然他被稱為世界級的管理學大師,但他曾很坦白地表示,在他出版的三十多本書中,有一半并不談“管理”問題,而是關懷、分析“社會”問題,亦即大社會的解構、轉型和整合。德魯克在管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的搖擺,給他的讀者造成了一種困難的局面:很多人對德魯克的管理理論耳熟能詳,對他的大社會理論卻一知半解。他們盡管也熟練地使用著德魯克所創造的這些新詞,實際上并不清楚它們會怎樣影響人的價值與行為,怎樣改變經濟和政治。

    認識到這一點,德魯克不遺余力地在知識問題上發言,其心思主要花在三個方面:首先,呼吁給出一種知識如何作為經濟資源起作用的理論。他說:“我們需要一種能使知識成為財富創造過程中心的經濟理論。只有這種理論能解釋目前的經濟。只有它能解釋經濟增長。只有它能解釋創新。……只有它能解釋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的后來者幾乎可以在一夜之間橫掃市場并驅逐所有競爭者的原因。”

    這種理論被德魯克稱為“后經濟理論”,因為此前流行的是一種擁有強大分析能力但卻沒有價值基礎的經濟學。它終止了經濟學與人類行為的聯系,而將其視為控制商品行為的學科。然而,自從我們明白,財富的來源的確是某種非常人性化的東西——知識之后,我們第一次擁有一種方法,可以使經濟學成為一門人文學科,并使之與人類價值聯系起來;其后果是,經濟學將不得不隨時準備適應劇烈的轉向。

    其次,關注如何改進勞動人口中占統治地位的新興群體的生產力。德魯克認為,發達國家管理者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持續而系統地提高目前極為低下的知識工作者和服務人員的生產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發達國家的經濟將面臨停滯。值得注意的是,德魯克在此處強調,生產力不僅是競爭優勢的真正源泉,也是社會穩定的關鍵要素。這使得他更多地著眼于提高服務工作的生產力。

    這是因為,在發達國家中,職業和升遷的機會已經越來越集中于受過高等教育者的手中,他們是有資格從事知識工作的人。但是,這些人在總量上永遠只占少數。缺乏知識、只能從事非技術性服務工作的人口在數量上總是占有優勢,他們的地位類似于100多年前的“普羅階級”,擠在人口爆炸的工業城市里。除非服務業工作的生產力快速提高,否則這一為數巨大的群體——其數量可能同制造業鼎盛時期的工人人數相仿——會看到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快速下降。提高服務工作的生產力,是知識社會中管理人員最重要的社會擔當。

    再次,嘗試解釋知識工作者和他們的組織之間的關系。像資本家知道如何把資本用于生產一樣,知識工作者知道如何把知識用于生產。他們既擁有“生產資料”,又擁有“生產工具”,前者是因為他們的養老金正在發達國家中成為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后者是因為知識工作者擁有知識并能隨身帶走。知識工作和知識工作者的興起,驅使管理者認識到,使知識富有成效是一種管理的責任。

    組織對知識的需求不斷變化,造成越來越多的關鍵崗位由那些無法用傳統方法管理的知識工作者占據。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可能甚至都不是公司里的雇員,而是外包合同工、專家、顧問、臨時工、合伙人等等。人們越來越多地根據所掌握的知識,而不是所屬的公司,來標識自己的身份。盡管如此,大部分的組織仍然在“騎墻”,秉持“資本至上”的傳統心態,試圖通過“賄賂”的方法留住知識工作者。無疑,知識工作者希望勞有所得,但滿足他們的價值追求、給予他們社會承認、創造條件使他們得以最好地運用他們的知識,才是當今組織用人的正道。

    上個世紀90年代,德魯克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寫道:知識史在下一個世紀應該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他又說,希望100年后能夠寫出一本《知識論》。如今,哲人已萎,但我們無法忘記他在知識領域的篳路藍縷之功,是他為我們講述了知識的變化,知識所驅動的組織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做一個有知識的人含義的變化。我們需要承其遺愿,拿出符合這個時代要求的《知識論》。

    胡泳的《知識論導言》2015年1月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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