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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為什么沒有獨立的商業倫理?
    2019-06-11 全球品牌網  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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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對這個社會意味著什么”,這些與商業倫理有關的核心困惑,在當今的中國是一些沒有被解答的課題,甚至對它們的直面拷問,仍然是危險的。

    文/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于怎樣一些環境呢?”

    1904年,四十歲的德國宗教社會學教授馬克斯·韋伯提出了這個問題。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預料到,也就是從這個設問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倫理軸心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這本小冊子中,馬克斯·韋伯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他將人類文明的新革命——資本主義運動進行了一次非經濟層面的文化詮釋,從宗教倫理、民族傳統的角度重新詮釋乃至定義了資本主義的精神。他的這一工作產生了決定性的成效,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共識。

    同樣是在1904年,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誕生了一本叫做《企業家》的新雜志,它的發刊詞節選自托馬斯·潘恩的《常識》,潘恩是這樣寫的:

    “我要做有意義的冒險。我要夢想,我要創造,我要失敗,我也要成功。

    我拒絕用刺激來換取施舍,我寧愿向生活挑戰,而不愿過有保證的生活;寧愿要達到目的時的激動,而不愿要烏托邦式毫無生氣的平靜。

    我不會拿我的自由與慈善作交易,也不會拿我的尊嚴去與發給乞丐的食物作交易。我決不會在任何一位大師面前發抖,也不會為任何恐嚇所屈服。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驕傲而無所畏懼。

    我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自豪地說: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已經做到了。”

    潘恩的“常識”與韋伯的宏大論述,互為勾連,從文明屬性、價值觀到日常的行為準則,組成了一種結構化的話語體系。

    作為韋伯和潘恩論述的對應體,東方文明從此陷入到一個巨大的被動境地之中。它必須解釋,為什么眾多早慧的東方文明無法誕生資本主義?韋伯在另一本作《儒教與道教》中分析了中國宗教的這兩種基本形式對經濟生活的理性化能力問題。他斷言,無論是哪種都不具備新教那樣的責任倫理觀,因為儒教,“作為支配性的終極價值體系,始終是傳統主義取向的,對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適應而不是改造的態度”。

    |馬克斯·韋伯和托馬斯·潘恩|

    還是在1904年,當時的中國社會,商人階層又有著怎樣的行為體現與倫理表述呢?

    這一年,清帝國頒布了《商會簡明章程》,從法律上允許商人組建獨立于行政體制之外的自組織這在本國商業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意味著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已被政權所公開承認。此后數年,各地商會如雨后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在朝廷的鼓勵下,全國各省會和商業繁榮地區設立了商務總會,中小城市設立商務分會,村鎮設立商務公所,商會甚至部分地承擔了政府的經濟管理功能。

    隨著各地、各市鎮商會的組建,商業勢力得以聚集,并從此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公共力量。1904年底,在上海的《商務報》上,有人便刊文公開宣言,“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

    歷史就是這樣,很多線頭隱藏在不為人察覺的細節中,若不做對照與挖掘,無法真實呈現。如果回到1904年,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中國商人在組織上的獨立與建設并不滯后,讓人遺憾的是,這一態勢在后來的暴力革命浪潮中被底地扼殺了。

    到1980年代之后,隨著新儒家的興起,一些美國及臺灣的華裔學者——如余英時和杜維明等人——決定在韋伯流連過的戰場上尋找新的出路,他們試圖證明儒家的千年倫理傳統,從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陽明、清代的乾嘉漢學,都貫穿著強烈的濟世情結,儒家的眾多倫理概念——如均貧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杜維明甚至認為,只有儒家倫理才能解決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協調,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處理人與群的關系,對過分強調科學主義、效率、自由的西方價值觀是一個反駁。

    時到今天,盡管余英時和杜維明的觀點在西方知識界還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然而,在華人學界卻逐漸形成為一股主流的意見。不過,有一個問題卻始終沒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時和杜維明的立論成立,儒家倫理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處,但為什么中國的現代化仍然如此艱難?


    |杜維明(左一)和余英時(左二)|

    要回答上述疑問,并不容易,在我看來,答案有三個。

    其一,是經典儒學大師對經濟行為的蔑視。在先秦諸子中,孔孟對工商業的闡述很少,到漢武帝時期采取獨尊儒術的國策之后,歷代儒家在經濟政策上少有突破

    其二,則與中國的大一統政體有關。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在中央集權的帝國模式之下,歷代治國者形成了豐富的、中國式的行政模式和經濟治理經驗,與之相伴隨的,則出現了極富特色的、先盛后衰的工商文明。當中央集權形成之時,必是專制生成、民間羸弱之際,而當地方坐大之時,又必然產生割據分裂的景象。中國所有朝代的興衰更替,無一不是這一邏輯的具體表現而已。而在這一輪回中,工商經濟一次次地成了犧牲品和殉葬品。

    其三,在商業倫理的基礎性構建中,來自于工業文明前提下的商人自主論述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它直接導致了論述的主體性缺失,而不得不回到農耕傳統中去尋找不可能的勾連,在這個意義上,余英時和杜維明們的努力其實都是在一條歧路上的徒勞。

    于是,我們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工商運行體制,而當工業文明的曙光到來的時候,商人階層非常悲哀地無法建立獨立的、新的商業倫理,企業家階層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感非常薄弱。


    |中國古代商人始終地位低下|

    自古以來,對經商者身份的鄙視不僅僅來自統治者及知識階層,甚至連他們自己也對此頗為不齒。費正清就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進如張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經商稱之為舍身喂虎。上世紀二十年代期間,上海的出版事業空前繁榮,雜志及圖書印刷總量竟已超過美國,各種雜志百家齊放,可是卻沒有一本商業雜志——僅見的一本是張公權等人創刊的銀行公會內刊,在社會上并沒有公開的影響力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民間資本集團的崛起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企業家階層開始對自己具備了一定的身份認同意識,這無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大的事件。但是,“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對這個社會意味著什么”,這些與商業倫理有關的核心困惑,仍然是一些沒有被解答的課題,甚至對它們的直面拷問,還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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