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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仍是全世界經濟的原動力
    2019-06-11 全球品牌網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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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是關系到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們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能不能分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因為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均超過30%。那現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中國是不是還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也是為什么大家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原因。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后,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那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大家為什么心里還沒底?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后,增長速度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平均每年9.7%的增長,而且一般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現在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的增長速度是6.7%)。

    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么從2010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的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還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談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也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第七年經濟繼續下滑的主要原因。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在全球變革的形勢下來看。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同樣重要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么樣。比如世界上跟我們處于同等發達程度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巴西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俄羅斯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是–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

    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它的增長速度是7.6%,比我們的6.9%高一點,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增長時,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它2012年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因素的存在;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么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這些金磚國家不存在我們所謂的國有企業占比太高的問題,它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也不存在我們國內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問題。

    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比如說新加坡,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中國臺灣,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樣比我們深。再看鄰國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同樣下滑,下滑幅度比我們還深。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它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并且比我們還嚴重。分析下來肯定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其實只要我們放眼世界也并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在世界經濟比重超過一半的這些發達國家,它們的經濟還沒完全復蘇。

    發達國家在過去每年平均的增長是3%~3.5%,但是到2015年危機已經過了7年,歐盟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1.3%,比3%~3.5%低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復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只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失業率就維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復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它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美國的失業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在是4.9%,跟危機之前的水平大致相當。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先要了解美國怎么統計失業率。在美國,勞動者如果失業,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不在失業統計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還要參考另外一個指標,就是勞動參與率。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爆發前低3%,這些人是有勞動能力的,但為什么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同樣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9%。

    在這種狀況下,家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計指標來看,跟危機爆發之前比較起來基本沒區別。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負債過重。危機發生后,家庭為了修補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以后,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現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

    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家,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但是出口比重高的經濟體的出口。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

    以我們國家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2016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

    我們國內有4萬億元政策,但是其他國家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來啟動需求,來穩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經過了5年、6年、7年,國際經濟還沒復蘇。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

    以我們國家的例子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2010年),

    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

    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后下降得越多,比如說2015年,我們的投資增長只有10%,考慮到投資品的價格下滑這個因素,真實的投資增長也不過12%,相較整個“十二五”期間平均值18.8%還下降了8個百分點。

    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狀況好,家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

    以2015年為例。201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家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也跟我們一樣,它們的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了,所以它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6年的經濟持續下滑,以及到2016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展望中國未來的發展,當然要看發達國家經濟是不是會復蘇,以及要看我們國內自己經濟增長的動力到底怎么樣。

    從外部來看,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一個現在國外經常討論的長期停滯。為什么發達國家可能會陷入一個長期停滯呢?一個國家要是發生金融經濟危機,那么一定是有內部的結構性問題。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才能完全復蘇。

    發達國家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才能完全復蘇,這是一個在發達國家內部也有共識的,在世界上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實。可是發達國家從2008年危機爆發到現在有七年的時間,每年都在談結構性改革,但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最主要的是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內容是什么:是要減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桿,是要政府減少財政赤字。

    減少福利就是要減少消費;減少金融機構的杠桿就是減少金融企業支持家庭的投資和消費,如果杠桿減少,投資和消費就會下降;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投資消費也會減少。而如果發達國家要推行結構性改革,那必然要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往下調整。但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已經非常低了,如果要把經濟增長率再往下調,失業率必然增加,失業率現在已經很高了,在這種狀況下,從政治上就很難去推行結構性改革。

    這也就是為什么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以后,到現在已經25年的時間過去了,結構性改革一直落實不下去。安倍上臺以后提出安倍經濟學想振興日本經濟。安倍經濟學有三支箭:第一是用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日本的匯率;第二是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國內的需求;第三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安倍上臺已經三年了,前面兩支箭都射出去了,第三支箭還射不出去。所以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樣長期的經濟增長疲軟。

    再來看美國。特朗普上臺以后,想學習中國經驗。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說是美國的偉大復興,他也學習中國經驗,想用基礎設施建設來啟動國內的需求。即使他有這些政策,讓美國的經濟可能會好一點,但是美國經濟只要稍微好一點,那美國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導致其他國家的金融經濟出現很大的波動和壓力。

    所以總的來講,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外部環境會相當不好。

    在這種狀況下要談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看中國內部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不是夠。

    從內部的增長來講,就是中央在好幾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中都提到的,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但是跟國外比較,我們可以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結合國內的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我們完全可以在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的時候,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的補短板結合在一起。而且只要和補短板結合在一起往前推進,就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的條件。

    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有兩部分:一個是消費需求;一個是投資需求。如果把投資需求跟補短板結合在一起,中國經濟還存在著許多難題。

    第一個是現在在產業上面有不少過剩。過剩的鋼筋水泥、平板玻璃等,都在中低端行業,但我們可以推動產業升級,而且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 2015年我們從國外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1.2萬億美元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它的質量必然比我們國內高,我們才會進口,或者是我們國內不能生產的才會進口。我們可以在這些產業上面去推動產業升級,而要產業升級就要投資。

    第二個是基礎設施。這些年我們的基礎設施確實建了不少,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起來我們的基礎設施也比較好,但是在這種狀況下,國內的基礎設施還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說大城市內部交通非常擁擠,就代表我們交通當中的地下交通還是嚴重不足。另外,2016年六七月份下了幾場大雨,全國有1000多個城市淹水,代表地下管網不足。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資的地方。

    第三個是環境。這些年經濟發展快,但是環境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比如霧霾頻發,要推行綠色發展,當然也同樣是要投資的。

    第四個是城鎮化。現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56%,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80%,所以我們還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要住房,還必須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這些都是要投資的。而且這些投資不管從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來講,都非常高。

    這是在看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跟發達國家比較起來最大的不同點,發達國家在經濟疲軟的時候也應該去搞投資,但是發達國家的產業已經在全世界最前沿,當它有產能過剩的時候,很難找到投資機會,即使有3D打印、電動汽車,一兩項投資也不足以拉動整個經濟,但中國可以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外國的基礎設施普遍都有了,無非就是老舊一點,老舊基礎設施的投資是挖個洞、補個洞,效率不高。發達國家環境普遍好,發達國家的城鎮化也完成了,所以發達國家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我們還有很多好的可以投資的地方。

    投資需要錢,這點我們也是有相對優勢的。第一,現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而發達國家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普遍超過100%,就代表我們的財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間比其他國家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撬動投資。

    第二,不僅是政府的財政狀況相對好,我們的民間儲蓄還占到國內生產總值將近50%,這在全世界是屬于最高的國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的投資。

    第三個資金方面的優勢是,要進口技術、機器設備原材料等,我們還有3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在全世界是最多的。所以把這些有利的資源用起來,我們應該可以保持適當的投資增長率,這一點是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跟我們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可能財政狀況不好、民間儲蓄太低,或者是外匯儲備不足。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相信我們可以保持一個合適的投資增長率,有了投資增長率就會創造就業,就業就會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就業好,家庭收入的增長也會比較快,有了比較快的收入增長,消費增長也會比較好。投資跟消費都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長。

    而且從補短板的投資作為切入點,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的條件。因為補短板的投資需要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這些產能過剩的主要部分,投資增加了,需求增加了,過剩的產能就減少了,去產能就容易了。從去杠桿的角度來看,現在杠桿率最高的也就是在產能過剩嚴重的那些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價格就會上升,企業經營狀況就會好,企業賺了錢就會還錢,杠桿率就會下降。所以去杠桿的任務也就比較容易完成。

    再來看庫存,庫存主要是房地產庫存。房地產的需求很大程度決定于家庭的未來就業和收入增長情況,就業跟收入增長好,對房地產的需求就多,庫存就會減少。所以,我們可以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長目標能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也就能夠實現。維持6.5%的增長,我們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占全世界的15%,6.5%的增長代表每年對世界貢獻一個百分點的增長。現在世界的增長無非就三個百分點,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會在30%左右,所以中國經濟還會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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