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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心理投資”
    2019-06-11 全球品牌網  雷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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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遇到好些位法國學者,都對法國一百五十多年前出版的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在當代中國如此“走紅”疑惑不解、大嘆不可思議。他們都說,這本書在法國早就被社會“冷卻”,早無社會效應,只擺放在專家學者的案頭。對本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中國受到如此熱捧、甚至推崇,他們的驚訝、錯愕遠勝于驕傲。

      其實這并不奇怪。著名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三聯書店,2005年版)中說,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后,“它也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去了”。那么反過來說,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會論戰領域”,不能不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他認為,至少直到20世紀40年代,即法國大革命160余年后,法國仍然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公民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大革命。”二戰后,法國大革命史才逐漸從法國政治中消失,因為“今天,無論右翼還是左派,雙方的說辭都為自由和平等彈冠相慶,而圍繞1789年價值展開的辯論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關系,也不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

      有趣、且有意義的是,“法國革命”在法國已經成為“歷史”,在中國不但未成為“歷史”,成為現實的中國一部分、甚至是現實中一個不小的熱。各種派別、各種思想、各種觀點都急切地對這本書、對法國革命大發議論,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有的贊同這一部分反對那一部分,有的贊同那一部分反對這一部分。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嗎?是輕率的改革引發了革命還是改革的不底引發了革命?大革命后建立起來的是名副其實的新制度還是名新實舊的制度?大革命是應該肯定還是否定……種種觀點,激烈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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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再細究,“托克維爾熱”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紀80年代,法國大革命及托克維爾就引起了中國理論界、思想界的強烈關注。從反思法國大革命到將其與英國革命、美國革命詳作比較,從反思法國式啟蒙到將其與蘇格蘭啟蒙詳作比較。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兩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就一直是中國的“熱點”。背后的深層、真正的原因,并非中國人突然對法國史有深厚的學術興趣,大發“思法”之幽思,而是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對自己轉型道路選擇的思考,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在場性”。法國革命成為中國轉型路徑最重要的參照系,研究的是法國革命,而真正的目的、旨意其實是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法國革命”成為理解、反思中國百年歷史的一種“方法”。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名作《作為方法的中國》,就是將中國作為日本人更好觀照、研究、理解日本的一種“方法”。循此思路,近三十年中國的托克維爾熱或法國大革命熱,或可稱之為“作為方法的法國大革命”;將法國大革命作為中國人更好觀照、研究、理解中國的一種“方法”。這樣,“他者”的歷史成為“我們”的歷史,甚至成為我們現實的一部分。法國革命在法國已失去了“心理投資”的意義,在中國反成為各方各派進行“強大的心理投資”的重頭戲,只因法國的轉型已經完成,中國的轉型正在進行中。

      異邦的革命、社會轉型史可以成為自己的“強大的心理投資”,那么自己的歷史,“心理投資”的值自然更加強大。一百多年來,辛亥革命在中國一直具有強烈的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想像的鏡子,包含明顯的政治利害關系和強大的“心理投資”。

      1949年以前,國共雙方在你死我活的大搏殺中都要爭奪“辛亥革命”的話語權。國民黨以辛亥革命的正統自居,將共產黨人作為“逆黨”;共產黨人則通過孫中山的“新三民主主義”和“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共產黨革命”這一系統的“革命歷史話語”的建構,力證自己的歷史合法性,力證自己才是孫中山先生的真正繼承人,不是別人正是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

      國民黨去臺后,“辛亥革命”、“國父建國”仍一直是國民黨“爭正統”的歷史資源,今天更是反“臺獨”的論述主軸之一,以此接續“一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脈絡,而民進黨對辛亥革命則態度曖昧,因為承認、紀念辛亥革命,就意味著承認與中國有著無法割斷的聯系,“根”仍在中國大陸。

      在大陸,辛亥革命作為“革命話語”中的一部分,一直是作為主流意識形態論述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正當性的重要環節。2011年,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孫中山先生關于建設人民享有民主權利和幸福生活的現代化國家的理想,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開展了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辛亥革命100年來的歷史表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找到引領中國人民前進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國人民付出艱辛努力、作出巨大犧牲,終于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這條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核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同時,辛亥革命又是對臺、對華僑、對海外華人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辛亥、孫中山是兩岸及海外華人共同認可的符號,因此“逢十”就要開高規格大會紀念。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大陸有學者反思激進主義,批評孫中山、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認為在清政府的“立憲”下,中國后來的歷史可能更少波折。此論一出,自然也引起反對意見。一種觀點認為這會導致“否定革命”,因此具有否定革命歷史話語的鮮明的政治性。另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用歷史的“意義闡釋”取代了“歷史發生學”,革命并非少數革命者能“制造”成功的,而是清王朝的“立憲”其實非常被動,而且遠未達到立憲的“及格線”,使社會由傾向改革轉而傾向革命,因此辛亥的“激進”恰是清王朝的步步被動造成的。

      兩百多年前使“舊制度”覆滅的法國革命,一百多年前使清王朝覆滅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與當下中國形成強烈的“對話關系”,只因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沒有完成。在這種語境下,關于歷史上革命、改革的爭論成為關于社會轉型的方法和路徑的爭論,其實質是一場關切中國未來道路選擇的爭論。恕我仿套傅勒一句話:它的公民仍然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回到舊制度、繼續改革或大革命。這種爭論,必然會從學者討論領域而轉移到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熱切關注的公共話題。圍繞法國革命史、辛亥革命史展開的論辯不能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歷史的“強大心理投資”背后,其實是“社會現實心理”的真實反映。 近來遇到好些位法國學者,都對法國一百五十多年前出版的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在當代中國如此“走紅”疑惑不解、大嘆不可思議。他們都說,這本書在法國早就被社會“冷卻”,早無社會效應,只擺放在專家學者的案頭。對本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中國受到如此熱捧、甚至推崇,他們的驚訝、錯愕遠勝于驕傲。

      其實這并不奇怪。著名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三聯書店,2005年版)中說,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后,“它也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去了”。那么反過來說,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會論戰領域”,不能不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他認為,至少直到20世紀40年代,即法國大革命160余年后,法國仍然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公民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大革命。”二戰后,法國大革命史才逐漸從法國政治中消失,因為“今天,無論右翼還是左派,雙方的說辭都為自由和平等彈冠相慶,而圍繞1789年價值展開的辯論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關系,也不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

      有趣、且有意義的是,“法國革命”在法國已經成為“歷史”,在中國不但未成為“歷史”,成為現實的中國一部分、甚至是現實中一個不小的熱點。各種派別、各種思想、各種觀點都急切地對這本書、對法國革命大發議論,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有的贊同這一部分反對那一部分,有的贊同那一部分反對這一部分。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嗎?是輕率的改革引發了革命還是改革的不徹底引發了革命?大革命后建立起來的是名副其實的新制度還是名新實舊的制度?大革命是應該肯定還是否定……種種觀點,激烈交鋒。

      若再細究,“托克維爾熱”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紀80年代,法國大革命及托克維爾就引起了中國理論界、思想界的強烈關注。從反思法國大革命到將其與英國革命、美國革命詳作比較,從反思法國式啟蒙到將其與蘇格蘭啟蒙詳作比較。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兩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就一直是中國的“熱點”。背后的深層、真正的原因,并非中國人突然對法國史有深厚的學術興趣,大發“思法”之幽思,而是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對自己轉型道路選擇的思考,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在場性”。法國革命成為中國轉型路徑最重要的參照系,研究的是法國革命,而真正的目的、旨意其實是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法國革命”成為理解、反思中國百年歷史的一種“方法”。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名作《作為方法的中國》,就是將中國作為日本人更好觀照、研究、理解日本的一種“方法”。循此思路,近三十年中國的托克維爾熱或法國大革命熱,或可稱之為“作為方法的法國大革命”;將法國大革命作為中國人更好觀照、研究、理解中國的一種“方法”。這樣,“他者”的歷史成為“我們”的歷史,甚至成為我們現實的一部分。法國革命在法國已失去了“心理投資”的意義,在中國反成為各方各派進行“強大的心理投資”的重頭戲,只因法國的轉型已經完成,中國的轉型正在進行中。

      異邦的革命、社會轉型史可以成為自己的“強大的心理投資”,那么自己的歷史,“心理投資”的價值自然更加強大。一百多年來,辛亥革命在中國一直具有強烈的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想像的鏡子,包含明顯的政治利害關系和強大的“心理投資”。

      1949年以前,國共雙方在你死我活的大搏殺中都要爭奪“辛亥革命”的話語權。國民黨以辛亥革命的正統自居,將共產黨人作為“逆黨”;共產黨人則通過孫中山的“新三民主主義”和“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共產黨革命”這一系統的“革命歷史話語”的建構,力證自己的歷史合法性,力證自己才是孫中山先生的真正繼承人,不是別人正是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

      國民黨去臺后,“辛亥革命”、“國父建國”仍一直是國民黨“爭正統”的歷史資源,今天更是反“臺獨”的論述主軸之一,以此接續“一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脈絡,而民進黨對辛亥革命則態度曖昧,因為承認、紀念辛亥革命,就意味著承認與中國有著無法割斷的聯系,“根”仍在中國大陸。

      在大陸,辛亥革命作為“革命話語”中的一部分,一直是作為主流意識形態論述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正當性的重要環節。2011年,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孫中山先生關于建設人民享有民主權利和幸福生活的現代化國家的理想,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開展了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辛亥革命100年來的歷史表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找到引領中國人民前進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國人民付出艱辛努力、作出巨大犧牲,終于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和核心力量。這條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核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同時,辛亥革命又是對臺、對華僑、對海外華人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辛亥、孫中山是兩岸及海外華人共同認可的符號,因此“逢十”就要開高規格大會紀念。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大陸有學者反思激進主義,批評孫中山、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認為在清政府的“立憲”下,中國后來的歷史可能更少波折。此論一出,自然也引起反對意見。一種觀點認為這會導致“否定革命”,因此具有否定革命歷史話語的鮮明的政治性。另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用歷史的“意義闡釋”取代了“歷史發生學”,革命并非少數革命者能“制造”成功的,而是清王朝的“立憲”其實非常被動,而且遠未達到立憲的“及格線”,使社會由傾向改革轉而傾向革命,因此辛亥的“激進”恰是清王朝的步步被動造成的。

      兩百多年前使“舊制度”覆滅的法國革命,一百多年前使清王朝覆滅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與當下中國形成強烈的“對話關系”,只因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沒有完成。在這種語境下,關于歷史上革命、改革的爭論成為關于社會轉型的方法和路徑的爭論,其實質是一場關切中國未來道路選擇的爭論。恕我仿套傅勒一句話:它的公民仍然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回到舊制度、繼續改革或大革命。這種爭論,必然會從學者討論領域而轉移到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熱切關注的公共話題。圍繞法國革命史、辛亥革命史展開的論辯不能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歷史的“強大心理投資”背后,其實是“社會現實心理”的真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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