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 id="50cum"><acronym id="50cum"><u id="50cum"></u></acronym></em>

    <tbody id="50cum"><track id="50cum"></track></tbody>
  • <button id="50cum"></button>
    <em id="50cum"></em>
  • 瑞彩祥云瑞彩祥云官网瑞彩祥云网址瑞彩祥云注册瑞彩祥云app瑞彩祥云平台瑞彩祥云邀请码瑞彩祥云网登录瑞彩祥云开户瑞彩祥云手机版瑞彩祥云app下载瑞彩祥云ios瑞彩祥云可靠吗
    如果企業家見到官員就點頭哈腰,一定不是好事
    2019-06-09 全球品牌網  吳曉波

    張謇推動了企業家階層自我意識的覺醒

    在中國的經濟史和企業史上,張先生是個特別重要的人物。中國自從有了企業家精神,一百多年來,張謇是最值得尊敬的一個商業人士。在一百多年的現代化的歷史上,應該說直到今天為止,沒有一個企業家對這個國家進程的貢獻,超過張謇。

    中國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對商業,特別對商人,采取一種極端蔑視的態度。中國歷史上從唐宋明清一直到晚晴,很長時間里有錢人非常多。如康熙、乾隆年間,國家一年的財政收入大概是在四千萬兩到七千萬兩白銀之間,但是晉商、徽商他們的資產加在一起大概超過一個億的白銀。這是非常可怕的。就好比,現在馬云平臺上的交易額相當于我們中央一年的財政收入。但在中國二十四史上面,幾乎看不到一個商人的名字。《清史稿》上只有一個山西商人名字,那還是因為他當了個候補道。

    很多商人希望自己能夠被認為是知識分子。費正清曾經講過一句話,“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就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

    中國真正開始出現一個具有獨立意識的,逐漸開始有價值觀萌芽的,是在一百年前,張謇先生他們這一代。而且一直到今天2014年,我們來看這期間中國企業家的價值觀和自我覺醒意識,其實和一百多年前張先生比,客觀的講,我們并沒有太大的進步。

    張謇他們這一代開始做商業,我認為也不是自我意識的一種覺醒。張謇讀書,包括去朝鮮處理軍務,旅游、考察,幫助張之洞寫一些變革的條例等,這些都是儒生的行為。所以他從1894、1895年以后突然開始說要經商,在他的人生中是一個重大的斷裂。他曾經講過,我是一個寒士,不喜歡和富貴人打交道,也沒有太多物質上的需求,那我為什么要經商呢?他說了一句話,“捐棄所持,舍身喂虎。”就是說,我是去舍身喂虎,下地獄了。所以從這段可以看出來,這在他人生中是一次重大的轉折。他覺得是抱著一種下地獄的心情來從事商業的。

    在早期他開始經商的,也只是要救國。甲午戰爭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發現原來的道路走不通了,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嘗試走各種各樣的道路。如康梁開始變法,孫中山搞革命,張元濟說變法、革命都沒有用,那怎么辦呢,只有搞教育。張謇認為,最可靠的還是做實業。張謇的選擇是最具有戲劇性的。他是1894年的恩科狀元,他作為狀元(中國歷史上一共才600多個狀元),開始從事商業,天子門生去經商,對整個社會思想上形成的激蕩,是空前的。現在的人可能都很難想象這個事情。

    費正清說這批人經商其實不是為了牟利,主要的動機是政治和思想的動機。所以他說中國的資產階級從他誕生的那天起,就有自愿的理想主義特征。其實這個烙印如果回到今天來看的話,仍然存在于中國出生在1940~1960年的企業家身上。改革開放以后的這一批企業家,現在還在舞臺上的這些人,如柳傳志等,他們都有非常強烈的理想主義特征。他們早年經商也不是為了掙錢,他們對政治的興趣遠遠大于對商業的興趣。

    1980年的時候,這批鄉鎮企業家,經常聚會開會,就討論中國改革將往哪里走,他們有非常強烈的政治意識。這一代農民企業家被打掉的時間點,應該是在1992年,禹作敏事件以后。禹作敏事件被剿滅以后,整個鄉鎮企業家集團徹底沉寂,長達近10年的時間。然后到2001、2002年的時候,中國加入WTO,中國新生代的企業家階層,即王石他們這些人起來之后,又開始大規模的討論國家往哪里走。

    最近這段時間,很多的報業開始紀念它的創刊十周年、十一周年。中國三大經濟報紙,它們的誕辰集體都出現在2001~2003年,那個時候是中國一批青年知識分子開始從事報業,一批中生代的的企業家階層開始大規模的討論國家事務,他們提出修憲。這一撥被打掉,是在2007、2008年,次貸以后。中國的老板、企業家開始大規模移民,按胡潤的說法,大概中國凈資產在一千萬以上的企業家24%已經移民。據抽樣調查顯示,70%的說未來有計劃移民。

    出現大規模的有產階級移民的情況是在2008、2009年以后,2007、2008年以前,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時候,很少討論移民的話題,到了這兩年,一些老板坐在一起,問的第一件事就是準備移到哪兒去?孩子準備到哪兒去讀書?這就是出現了一種強烈的避世傾向。

    現在的80后、90后創業,不是為了國家強盛,已經沒有人談這個了,大家現在談的第一是自我價值的實現。中國企業家階層自我階層的復蘇和價值觀的自我認同意識和一百年前比,確實有很大的進步。商業回到了商業本身的意義。第二是生產這個商品,是有利于社會進步的。但早在一百多年,張先生他們不是這么想的。在他們開始經商的時候,中國逐漸出現了一個獨立的資產階級階層。

    馬敏講過這段話:官商這兩個階級在中國很長時間是對立的,中國很長時間里一個民商去見一個官必須跪在那里,即便會給你賜座,賜座的時候也只有半個屁股坐在凳子上,你是不能全部坐在凳子上的。到了張先生以后,這樣的事就不再發生了,官民開始平等。特別是當股份制開始發生的時候,官民就開始平等了。因為股份制在資本意義上我跟你是完全平等的,因為平等所以我們要簽約,我們簽約所以有了契約,有了契約所以才有契約精神,契約精神就是法的精神,法的精神就是資本主義的法制基礎。所以一個國家的法制社會的出現,最大的標志是一個商人和一個官員見面的時候,商人不需要跪在那里或者很遠很遠的時候就伸出手,然后見了官員回去后摸一摸手還覺得幸福。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獨立的資產階級是不成立的。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反思當代中國,我們現在的現代性,并不比張謇當年要好多少,甚至還有大規模的退步。官商一定是在一個平等對立的情況下,這個國家才是真正的法制社會國家。同時知識分子必須要堅決站在政府的對面。如果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天天為政權在打鑼敲鼓,喊好的話,那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是不成立的。如果企業家見到官員,就低頭哈腰,知識分子天天為政權唱頌歌,這一定不是一個好事,一定是個爛到底的事,一定是個不值得書寫的事。

    張謇對中國商業史做出的四個巨大貢獻

    第一件事,即狀元下海,形成了強大的社會示范效應,標志著中國一批主流知識分子開始認同商業這件事情。他不但認同,同時還愿意以舍身喂虎的精神,投身于商業本身,這對于整個中國思想界,用現在的話講,是原子彈式的爆炸,把傳統農耕社會對知識的理解,對人才的理解給徹底炸沒了。

    第二件事,在制度上面。張謇提出“紳督商辦”。主要原因是張先生早年在大生紗廠募股的時候,沒有得到朝廷很大的支持,也沒有得到官商很大的支持,他像乞丐一樣跑到上海去一股一股的把民間資本湊起來。他里面也有一點官股在里面,即劉坤一當年的機器設備,折算成官股,但官股從來沒有以督辦的方式控制過大生紗廠,控制過張謇的商業。基本上是入股的士紳資本、民間資本,控制了大生紗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大生和張謇的事業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比較純粹的股份制企業,在這個企業我們已經不太看得到國有資本的印記。中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比較正常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從張先生他們開始的。

    現在來看張先生經商的三十年時間(1894~1924),我們的中學課本或一般的經濟史上說這是一個極度混亂的三十年,實際上從商業史角度來看,這三十年是中國工商業非常繁榮的三十年。

    張先生所在的三十年,其實也就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我們由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開始全面的改革開放。中國在1880年左右的時候,當時整個精英階層反對修鐵路,因為修鐵路把家廟除掉了,把地脈給破壞掉了;反對建大煙囪,認為大煙囪修建后,每天要祭童男童女。在當時,幾乎全民都抱著這種想法。等張先生開始辦大生紗廠的時候,這些問題都不存在了。我們開始大規模的修鐵路,開始在東南地區建電話,各種各樣的像紗廠啊,面粉廠啊,工廠啊大規模的建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為中國不是參戰國,中國很長時間內是中立國,所以歐洲戰場上的很多軍備、軍衣和軍糧都是中國地區供應的,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經濟上最大的獲益國。張先生最賺錢的時候,也是在那個時間段。他倒掉是因為一戰結束后,整個歐洲經濟崛起,白銀開始漲價,外貿出口開始受到沖擊,然后國內出現大的經濟動蕩,和現在人民幣的情況是一樣的,張先生那個時候實在是太慘了。

    從1894~1924年這三十年,實際上在經濟上是個極度繁榮的時期,國民經濟的基本建設和基本產業格局的形成,基本上是在這三十年。所以張先生在經濟意義上來講,他的經商是處在一個經濟盛世時期。這個可能和傳統早期,大家在別的歷史書上看的圖景是不一樣的。大家看到這是1895~1898年四年里的數據:企業數的增加,單一企業投資額的增加,平均每年投資額的增加,比甲午戰爭前要增加到15倍。

    第三件事,是他的相關多元化和產業鏈的思想。在他之前,中國整個知識分子階層,或者說一個獨立的企業家階層并沒有出現,所以他辦大生紗廠所有的《廠約》部分,都是自己學的日本的經驗。他開始做上下游,我這里面列舉了他的一些企業,比如大生紗廠需要紗,他開始做棉花,因為要把棉紗運到上海去,所以做了輪船公司,因為很多紗廠需要設備,他就辦了機器廠,整個產業鏈。從棉花開始,到運輸,因為需要資金,所以他投資做了銀行,整個產業鏈應運而生。這件事情在今天來看,也是非常先進。

    第二是在他那個時期實際也出現了混業經營。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開始提出有混業經營是在2001年以后。2001年以前中國是沒有這個概念的。就是說做實體的人你除了做實業,你又去做金融,你通過資本運作的方式,把資本市場的資金,通過直接融資的方式,融入到你的實業里面,形成實體經濟和金融業兩輪驅動。這是在2001年以后,中國人才開始有這個意識。當年最早搞的那個企業,后來大敗局了,叫做德隆。德隆當年通過上市公司的方式,收購了一些企業,然后資本注進去,進行改造。混業經營的方式,這在2001年以后,中國企業家才有的。到了2004年德隆倒掉以后,又長達大概有10年的時間,沒有人敢做這件事情。到最近這段時間,才開始有像上海的復星、均瑤這些又開始做混業經營的企業。

    如果從商業史角度來看,我們現在做過的事情,都是張先生當年玩過的東西。

    第四個重要的商業貢獻是,他1904年時推動了中國第一個公司法《商律》的設立。當時是通過了兩個法律,第一是《商律法》,第二個是《商會法》。這兩個事情,現在看來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把企業的盈利性組織,以公司的方式定義下來,對它所有的行為進行有限責任化和保護;第二個《商會法》是允許商人組織成立獨立于政權以外的組織。

    第一個,資本層面上認同了這個階級,第二個是在階級層面上認同了它的獨立性。這個事情都是在1904、1905年在張先生他們的推動下完成的。所以他對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法制性建設,在商業史層面上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當年經濟獨立最大的表現發生在1916年的時候。1916年左右袁世凱去世這段時間發生反對帝制的事情,在經濟史上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后果是民間資本在這段時間里面,大概長達20年的時間里,掌握了中國的經濟控制權。當時因為南北對抗,中央財政發行了很多紙幣,造成中國沿海地區的一些通貨膨脹。當時中國的財政部就說把兩個銀行合并,重新發行貨幣。于是向全國發命,說因為銀行要合并,所以在某一時間段兩行不再兌換貨幣,而且整個金融體制出現休克,合并后才能恢復。那個時候老百姓對政府的公權力有很大的質疑,他認為你貨幣這么發行,國家一定會垮掉的。命令發布以后,在整個沿海地區形成動蕩。令傳到上海的時候,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宣布不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說這樣的話整個上海會發生重大擠兌,整個上海的金融會垮掉。

    當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行長叫做宋漢章,還有一個叫張公權,就抵抗中央命令。抵抗中央命令要承擔兩個后果,第一件事即可能被中央政府抓起來槍斃,受到懲罰。第二件事是你在經濟能力上能不能抵抗中央政府。這是兩件重大的事情。所以宋漢章和張公權兩人找的第一個人即張先生。

    張先生聯絡了江浙這一帶所有的機構,如錢莊、銀行等,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在《申報》上發布公告,說我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不接受新規定,并往委員會內注入了500多萬銀元,穩定整個上海的金融業。當時任財政總長的是梁啟超,在梁啟超的推動下,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變民營化。中國銀行之前是貨幣行,但這個貨幣行在幾年后,民營資本占到了百分之九十幾,它的總部遷到了南方,交通銀行遷到了天津,很多銀行遷到了上海。此時上海就出現了一個公會叫上海銀行家公會,銀行家公會里全是如張公權等一批年輕的銀行家,他們開始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這一段時間也是中國民營資本最為輝煌的時候,即一個政府要發行貨幣的時候,需要到上海來談,而現在北京發行貨幣,是不需要和企業家談任何事情的,甚至都不告訴你。

    到今天為止,我們都不知道今年上半年我們的新增貨幣統發量是多少,都不告訴你,這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們基本上在這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層面,最核心的金融層面,中國民營資本家是沒有一點話語權的。

    總的來說,以現在的角度來看,這三十年是一個非常混亂和非常沒有成就的政治歷史,所以張先生晚年曾經講過一句話:“我知道,我們政府絕無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圍內,得尺得寸,盡可能的心而已。”所以說,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他是生活在一個經濟極度繁榮,但是政治讓人非常失望的時期。

    作為一個企業家來講,他是生活在一個政治讓人非常失望的年代。當一個國家的政治進步非常的緩慢,緩慢到超出了你的生命力長度和忍耐力長度的時候,你該怎么辦的問題。這可能也是當代企業家所面臨的問題。所以我前面講為什么中國很多的有錢人,70%決定要離開這個國家。

    在各國的經濟歷史上,一個國家的有產階級70%要集體的離開這個國家,一般來講只有兩種狀態:一種狀態是這個國家爆發了戰爭。商人一拍胸脯,說商人無國界,兄弟先走了。他有錢,可以買到第一張船票;第二種狀態是這個國家或某一區域發生宗教沖突或種族沖突,這個地方的商業變得非常動蕩和不安全,商人也會選擇離開。

    中國這個國家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但在這樣的背景下,在高速發展的經濟大繁榮之際,這個國家70%的有錢人要離開這個國家,這說明什么問題?說明政策很讓人失望,經濟很讓人失望。

    我們很多朋友移民到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他們到了那邊后發覺說,其實那個國家和你一毛錢關系都沒有。我曾經有一次坐車從諾曼底海峽到南部去看薰衣草,穿越了整個法國,感覺在整個西歐的陽光下,歷史已經完全終結了,每一塊草坪都被修剪的非常好,30歲以下的年輕人30%多是失業的,也沒有發展的機會了,穿越了整個法國找不到一塊空地。然后接著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到那我才看到一塊空地,是市中心旁邊的古城堡,下面在挖一個地下的商場。我就問那不勒斯人挖了多久了,回答說挖了十年了,那是那不勒斯最大的地下商場。那我又問挖完了還要多久才能蓋成,他們說還需要十年。我開完笑說剛剛成都抓了個市委書記叫李春城,你把他放出來,兩年就可以修好。歐洲大學里的年輕人,都讀了一個博士、兩個博士、三個博士,我很好奇,想怎么這么好學,那么多博士。

    我們這邊,很多大學生問我:“吳老師,我現在有個項目,我大學現在四年級,我能不能不要讀了去創業啊?”。歐洲為何有如此多博士?仔細一問你才知道,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讀第二個博士。他大學畢業拿到的工資基本上和領到的救濟金額差不多,那他寧可去讀書。當然,讀到第三個博士的時候,你已經不敢走出校園了,叫社會恐懼癥,那他終身都在大學里讀書。這就是一個歷史停滯的時期。

    中國現在是另外一個時期,我認為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里,一定會有大發展。我們這一代人從經濟史的意義上來講,我們大概等于歐洲人的200年,我們非常濃縮的經歷了一個國家由前工業革命時期,進入到一個非常旺盛的工業革命時期。現在大家又經歷了信息化革命對整個制造業的沖擊,我們經歷了前工業革命時期,整個完整的工業革命時期,再加上信息革命對工業革命的大改造時期,這就是我們一生中所經歷的經濟史上的時期。

    張先生所在的三十年,在經濟史上也是蓬勃發展的三十年,是中國由一個農耕文明時期進入到一個工業革命時期轉折中的三十年。在他們這一代人手上,完成了整個中國的基本建設,基本的城市建設,基本的工業基礎建設。雖然用胡適的話講他是個“偉大的失敗者”,他個人的事業可能是出現了倒閉,但是到他去世的時候,整個階級已經出現,而且應該說他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民營資本集團最為強盛的時候。他個人失敗的時候,卻是他所代表的階級最為強盛的時候。

    張謇的三個重要思想

    第一是“父教育母實業”。在實業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投身于教育行業,這個對大家很有意義,即當我們有了錢以后,我們該怎么辦。我們要把這些錢,以教育的方式,投資我們的下一代和社會,這里的每一分錢都是值得的。中國現在確實有很多人,他到了四五十歲了,他的商業思想已經跟不上80后、90后了,他的商業發展已經到了一定的停滯段,而且現在我們的商業發展和早年不同,不是我做鋼鐵廠的,我一輩子就只做鋼鐵廠,現在已經不是這個邏輯了。鋼鐵廠要轉型升級,或者說把鋼鐵廠變成一個金融產品去直接上市,或者并購,然后資金就可以從鋼鐵廠剝離出來。剝離出來干什么?剝離出來后有幾種辦法。第一種是再去做另外一種工廠;第二種方法是繼續做原行業;第三種方法是把錢離開實業,進入教育、慈善等領域,把商業資本變成社會資本,你這個人出現轉型,由商業型的企業家變成社會型的企業家。由business變成social,這是一個大的轉型。張先生當年是一身兼兩職,但他的很多悲劇可能也發生在一身兼兩職。今天我們要比他稍稍進步一點的話,我們要把兩者分開,商業資本是商業資本,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東西,社會資本是資本,是我們回報社會的東西。這是張先生給我們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

    第二個重要的啟示是張先生的“微生物精神”。盧作孚當年到南通來拜訪張先生,他后來寫回憶錄,說我來拜訪張先生的時候,我其實是個革命者,我來南通前我當時的心里是想把自己變成一個炸彈,把國民炸醒。但我到了南通以后,發覺我不應該變成一個炸彈,我應該變成這個社會的微生物。通過微生物繁衍的生物學的方式,來逐漸的改造這個國家。我覺得微生物的精神到今天還是有用的,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有產階級依然面臨這兩種選擇,你選擇革命還是改良,選擇入世還是避世,我在想張先生的微生物的精神對我們來講是個很大的啟示。

    第三個,我覺得張先生身上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問題,也是非常值得我們討論的。中國從1870年到今年,開始搞現代化運動我們搞了150年,當年和我們同時搞現代化的一些國家,基本上都已經變成了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現在全球的前30大經濟體中,中國是唯一一個不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如果從國民性角度來看,我們現在是不是現代人呢?我們這一代是不是具有很大的現代性,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們仍然不相信自由,不相信平等,不相信契約精神,不相信民主,不相信法制,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有沒有現代性的問題。我在想至少在張先生這個一百多年前的人物身上,一方面他所有的產業都和現代化有重要的關系,從公司治理角度開始,到他的產業結構等,同時他作為一個人來講,雖然他很長時間里留著辮子,但他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相信契約精神,他有很大的現代性。故從現代性角度來講,這個120年前的人物,跟我們現在很多西裝革履的人相比,他的現代性可能還要更高一點。所以我們看這個國家到底未來怎樣,要考慮兩個問題。第一物質層面上看到我們國家現代化進展的地步,第二從國民經濟角度看我們這一代或者我們下一代、下下一代的現代性進步到什么地步。只有這兩個東西同時進步了以后,這個國家才會是一個現代國家,否則這個國家就是一個非常發達的野蠻國家。這是張先生給我們的啟示。

    中國當代企業家階層存在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一個龐大的企業家階層,中國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這么龐大的企業家階層,而且我們擁有非常大的財富量。所以從量的層面上,確實我們今天和張謇當年是不能比的,他們當年是萌芽,全中國企業家加在一起都不到100個,我們現在有近5000萬個。但是我們的重大缺失是,我們有5000萬的企業家階層,但現在并沒有非常重要的領袖群體。

    第二個我們已經有了非常龐大的財富,但是我們現在在商業文明的建設上有重大的缺失,契約精神并沒有變成被普遍接受的精神,我們對很多商業價值觀的認識,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在商業意義上來講,中國仍然是以財富多少來評價一個人成功與否的國家。以一個國家的收入、GDP來評價這個國家成不成功,這個國家所有人的成不成功,以現在的財富擁有數和每年的收入來評價,所以我們的商業價值觀非常的缺失。而且更糟糕的是,這種缺失不但出現在整個商業階級,而且蔓延到整個社會里。我們還是用金錢的方式來衡量社會各個階層,這說明中國還是野蠻的一個商業文明體系,我們對人的價值觀評判仍然從金錢的角度。

    第三個問題是,整個企業家階層與社會各個階級的融合和溝通。現在和當年不好比。張先生70歲的時候,當時全國曾經評過一個全國最受敬仰人物,張先生當年是排全國第一位的。他這個人和中國的政界、文學界、民間知識分子、官員、企業家有很大的通融性。整個企業家階層并沒有被剝離出來,并沒有剝離為一個社會的對立面,但在今天我們看到企業家階層和知識分子是屁股對屁股的,企業家那里講的話,知識分子是聽不懂的,知識分子那里講的話,企業家也是聽不懂的,官員講的話,企業家是不要聽的,其實企業家講的話,政府根本就不要聽。

    今天我們看張先生給我們的很多啟發,那一代人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隨著企業家階層的不斷完善,他在當代的意義是越來越凸顯出來的,我們一方面看到歷史上他對我們的貢獻,同時我們看到他所沒有完成的很多任務,是我們這一代人、下一代人要去共同完成的任務(原文有刪節)。

    查看 吳曉波 所有文章
    加入全球品牌網項目庫
    ·擁有獨立商鋪,免費發布項目!
    瑞彩祥云{{转码主词}官网{{转码主词}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