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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東京地震的感受,中日心理深層結構的比較
    2019-05-17 全球品牌網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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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剛剛出生甚至在母腹里的時候,如果缺乏安全感(母親的心態很重要),那么,嬰兒的腦內可形成太高的血清素水平,也就是說,孩子長大以后,很容易緊張或常處于焦慮之中,也很容易將外界的任何信號理解為“威脅”并做出過激反應。現在想象一個民族,在兩千年(大約六十幾代人),始終處于“世界末日”的感受之中。這樣的民族心理,在深層積累了多少的焦慮感?這些焦慮,都通過榮格的“集體無意識”表達出來。

    集體無意識,始終是榮格心理學的核心概念,而且不容易被西方學術界承認,但東方人很容易接受這一概念,……尤其是,如果你喜歡“周易”或諸如此類的思想。我繼續解釋,榮格說,個體意識好像是露出在海面上的一個一個小島,每一個小島在海面下的部分,是個體無意識,而集體無意識就是連接全部小島的海床。集體無意識通過夢境或在個體理性喪失警惕性的任何場合表現出來,因為,它猶如一位活了幾千年的老人,它目睹無數災難與幸運,故它完全知道你這樣一個渺小的個體目前正在努力實現的任何目標是否能帶來幸運或災難,于是,只要你的理性允許它表達自己的意見,你肯定可以從中受益。這樣解釋了之后,我認為,你若仍不理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那么,日本人的集體無意識,如果充滿了焦慮,可以怎樣影響日本人的行為?我想象的第一種可能是:日本的集體無意識老人,目睹了兩千年的地震與火山,或諸如此類的災難,早已通過個體的夢境或醉酒狀態無數次地表達過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或許就是日本幾位著名作家寫過的:“活著”,這就是一切,此外的任何意義都沒有意義。換句話說,日本人也許是最早的“后現代人”——這里不再有神或上帝或任何救世主,這里的大廳,永遠空著一張椅子,……這是我在研究班上引述的Agnes Heller在《現代性理論》里描寫的后現代人的生存狀況。就讓這張椅子空著,提醒每一名來客,這里不再有神。這當然需要勇氣,繼續生活的勇氣。

    我討厭狹隘民族主義的情緒,我反復引述克里希那穆提的那句名言(在有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地方沒有智慧)。雖然,我的外公,因地下活動,在北平被日本憲兵活埋,我舅舅那時十幾歲,被憲兵捆綁,目睹了這一場景。凡有可能,我希望超越任何這類情緒,我希望心靈不再受到這類情緒的困擾。就這樣,將血仇懸置,我要懷著寬厚之心,住在日本社會里,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試圖體會他們的深層心理。我相信,這是為了我自己,是為己之學的一部分。

    民主生活,前提是寬容。其實,任何個體要獲得“智慧”,前提也是寬容。白魯恂指出,中國歷史滿是不寬容的行為,尤其對政治反對派,太殘酷,動輒滅門。孔子顯然不喜歡我們的這一殘酷政治的傳統,因為“興滅國”是他的理想之一。我們的網絡言論,同樣充滿著不寬容或某種意義的殘酷情感(魯迅:“一個也不寬恕”)。文明的實質,是人與人之間持續深入的情感交往而不是無法擺脫的殘酷情感。

    日本的政客,正在表演的這幾位,似乎違反了日本“集體無意識”老人的提醒。我在東京近距離觀察的印象,日本普通人保持著常識,或他們的集體無意識老人建議的那種生活態度:認真地活在當下,不預期有光明的未來,讓以往由神占有的那張椅子永遠空著,就那樣空著。

    作為對比,中國所處的亞洲大陸板塊,如李四光所說,始終被洋底推擠著上升(所謂“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也就是說,這位老人(集體無意識)從來沒有“日本列島之沉沒”那樣的世界末日感。一個人,從小到大,始終很安全,過于安全,那么,在荷爾蒙“鐵三角”里面,血清素(緊張感)的基礎水平就會非常低,于是很少壓抑另外兩種激素的水平,也就是說,多巴胺(快樂感)和催產素(仁慈感)很容易激活(給兒陽光就燦爛)。不難想象,我們這位活了至少五千年的集體無意識老人,最可能提醒我們的是:不要拿現在的任何人與事當真,王朝更迭多少次了?中國人還活著而且快樂。地球少了誰或多了誰,都如以往那樣正常運轉,一絲一毫也不會改變。

    認真地活在當下,就意味著不能弄虛作假,因為你可能明天就死去,從而你錯過了唯一的認真生活的機會。作為對比,我們中國人在深層心理就相信我們有太多機會認真地生活,以致當下的弄虛作假(放棄在當下認真生活的機會)不算有很高的代。羅素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當代的人(愛屋及烏),不過他還是耐不過一位中國作家的催促,在《中國問題》里列出了我們中國人的三大缺點:1)冷漠,2)愛撒謊,3)自私。

    關于羅素列出的這些缺點,我在另一文章里解釋過,很大程度上,我們有這些缺點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阿倫特意義上的“公共生活”,中國人從來就有的,是梁漱溟所說的“家庭本位”的生活世界。現在,我可以提供“集體無意識”的解釋:我們幾千年不滅種,就是說,我們太安逸了,這些缺點,都是安逸的病。你不信?你自己問問活在你深層心理世界的那位集體無意識老人,注意,用榮格的方法(否則你聽不懂他的發言)。

    再寫一段吧。后現代的知識狀況與后現代的生活態度,海勒(就是我在搜狐博客自寫文本里長期介紹的那位女性)根據她自己的經歷(少年時期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僥幸逃生,青年時期與導師盧卡奇領導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年被“蘇聯”放逐海外,晚年擔任紐約“新社會研究大學”阿倫特講座教授)認為,在奧斯維辛和古拉格之后,不會再有宏大敘事。但可以有后現代人的責任感,就是僅僅對當下負責,對當前這一代人負責。因為,否則,你將沒有機會負任何責。為了不在臨死時懊惱,明智的態度是認真活在當下。海勒2000年的英文演講稿(由“布達佩斯特小組”整理發表)“現代性的三套邏輯”,對經過反思的后現代人生態度(即對現代人生的后現代反思態度)有更新的解釋。例如,她指出,現代人其實必須在兩種想象之間保持日益難以保持的微妙平衡。這兩種想象(imaginations)是: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和 historical imagination。越是生活在技術想象占據主導的時代,人們的歷史想象也就越覺醒,否則,就無法保持健康的心理結構。這樣的兩種想象之間的平衡,可解釋“文明沖突”與“技術進步”共生的現象。

    一旦某一種想象或傾向過于發達,例如,技術想象過分,則歷史想象不得不反叛的時候,代表技術想象的政客,就會被趕下臺,轉而由代表歷史想象的政客在舞臺上表演。目前在日本,在我這樣的旁觀者的感受里,似乎是代表歷史想象的政客當道的時期,只不過,他們表達的歷史想象太激進,與他們正在衰老的社會經濟狀況,或遲或早要發生難以化解的沖突。但這樣的政客之所以得勢,不難推測,畢竟因為這樣的想象迎合了這一代日本人對上一代歷史的懷舊。

    中國的痼疾是官僚政治,必革除這一痼疾而后才有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官僚化,歸根結底是韋伯所說的“技術理性”統治社會的結果。技術理性,哈貝馬斯指出,是使“強權”獲得合法性的基本方式。技術官僚的顯著特征就是狂妄地宣布他們有能力預測、計劃、控制、并創造美好的人類未來。這樣自負的理性,一日不去,中國政治就一日無希望。我很高興地獲悉,新的領導人試圖革命性地壓縮官僚機器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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