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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小學“減負”試開“藥方”
    2019-03-31 全球品牌網  應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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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新華網報道:教育部相關人士近日表示,將于今年6月起,向社會征集學生“減負”良策。筆者看著這則新聞曾從心底里發出一聲無奈的苦笑……

    從總書記到國家總理,從中央、國務院到教育部,“減負、素質教育”喊了十幾年——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也只用了8年,十多年來國家改革開放也成效顯著舉世矚目,何以中小學生“減負”非但不見成效反而似乎越減越重?——其緣蓋出于就“減負”論“減負”,忽視了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重”是結果,而造成負擔重的原因——這個“牛鼻子”并沒有牽住。筆者前不久曾接受新華社視頻采訪,也大致談了這一看法。

    中小學生學業負擔為何越來越重?這個原因主要來自教育外部(教育內部的原因大多居于第二位)。為何這么說?請看——

    一、高學歷成為用人、提干等“準入證”——導致中小學生及全社會為“學歷”而瘋狂

    在我們這個講究“學歷”的國家,隨著大學“擴招”,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多,于是社會用人機制、干部任用考核機制,大多提升學歷“準入”門檻,即將本科以上高“學歷”視為“準入證”。有社會流傳的打油詩為證:“博碩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專看都不看,中專靠邊站”——例如:國內好幾個大城市公務員招考,竟公然將夜大、自考、函授、電大等國家認可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學歷排斥在外;某地方政府公然面向全國選聘博士縣長;國內頂級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空降”成為地方政府重要官員;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使“博士”也有貴賤之分,檔案中的第一學歷如不是什么“211”大學,這樣的博士學位就可能貶值。據媒體報道:一位叫楊吉華的博士在其求職感言里發出了這樣的哀嘆:第一學歷成了我無法抹去的“污”。原來楊博士上世紀70年代末讀師專,本科上的是教育學院,碩研上的是軍校,都是統招統分,有論文有專著;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才,求職時卻屢遭用人單位第一學歷的歧視!(見2009年7月10日《中國青年報》)再說干部組織部門在提拔干部時也是將學歷作為必須條件的(當然也會有極個別例外);但由于受社會“學歷崇拜”風潮的影響,許多官員也在職讀起了“博士”,為自己的烏紗增添點“含金量”和光暈,導致產生“我國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場”這樣讓人費解的現象,于是造假文憑也形成了黑色產業,官員“學歷注水”已成現象;而在我國稍大一點的企事業單位招聘,必將全日制本科、碩士乃至博士的學歷要求放在首位,如學歷不符合要求連名也報不上,更不用說參加招考和面試;“不拘一格降人才”在這里已經基本蕩然無存,而美其名曰公平、公開、提高官員、工作人員“素質”……

    大專畢業學歷雖然早已成為墻旮旯里不被關注的東西,但奇怪的是,小型企業或私企倒是更加看重能力、經驗而將學歷放在第二三位的,在這些單位中,大專、中專學歷的工作人員并不少見,這與國外的招聘用人標準不謀而合(國外的招聘啟事一般將所需崗位的能力、經驗描述放在首位,而學歷放在最后,作為考核后同等情況下的錄用參考),這實在是頗為吊詭而耐人尋味的……

    教育這個子系統在社會母系統中是不可能獨行其是的——何況,教育原本也就是為社會發展服務的。社會需要“高學歷”,且越來越高,教育怎能不與之相“適應”?于是,小孩子從幼兒開始為挑好的學校而提前進入書本知識和才藝項目的學習,家長不惜重金不惜花大量時間投入;上了小學為挑選好的中學而瘋狂,上了中學為考好的大學而瘋狂——總之,為一紙本科以上全日制學歷或各等級的“名牌大學”而瘋狂,什么“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創造……”、“素質教育”成為學校宣傳用的標語,最終扎扎實實落實的還是“應試教育”,還是“升學率”。所以,所謂“均衡教育資源”并不能真正緩解“擇校熱”,這是隔靴搔癢,因為家長其實大多并不是擇“校”,而是在擇“升學率”。

    教育整個兒異化為功利主義的敲門磚,脫離了教育原本的屬性。這對社會的發展是非常有害而危險的。

    在這樣的“學歷崇拜”的社會系統中,就“減負”談“減負”豈不是緣木求魚?

    二、貌似“公平”的高考導致學生負擔加重

    筆者從來不認為“高考”本質上是“公平”的,我們只能承認它貌似“公平”。以1分或幾分之差就改變一個學生的前途、志向乃至命運,這能說是公平、科學的嗎?解放前清華大學錄取了數學考試得0分的吳晗,而吳晗是后來盡人皆知的歷史學家、北京市前副市長——這是公平還是不公平呢?蔡元培任用從沒在大學教過書的陳獨秀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當時稱文學科學長,由當時教育批準),這是公平還是不公平呢?——有人一聽到大學自主招生就感覺天要塌下來似的,認為走后門、腐敗必然惡狼洶涌。其實,國內外(國內如南科大)大學自主招生反而沒有那么多腐敗、走后門,因為一旦大學自主招生了,誰也不敢拿自己大學的牌子開玩笑。香港特區以及發達國家腐敗雖然少,但也還是有一點的,可我們倒從沒看到在大學招生中有多少腐敗行為的報道。

    假設吳晗生在今天,他的“負擔”怎么能不重?為了考上大學,他得放下自己喜愛的文學歷史,拼命地鉆數學。假設吳晗生在今天,我們的高考制度必然扼殺了一個未來舉國屈指可數的歷史學家。

    當今的高考,對客觀存在的學生的個性特長視而不見,也不信任省一級教育廳組織全省統一的學科水平測試,硬要全國高中幾百上千萬畢業生在同一天參加全國統一的高考,而這高考又是大學錄取的唯一憑據,學生怎能不膽戰心驚?他們唯恐不能取得盡可能高的成績,這要老師、學生如何敢言“減負”?假如把較多的學科分階段放到各省組織統一的水平測試然后將其成績錄入數據庫,作為未來大學錄取新生綜合評價的依據呢?學生負擔難道不可以減輕?

    三、教育系統內部導致學生學業負擔難以減輕的原因

    嚴格地說,社會用人機制和干部考核評價機制、高考制度暨學生評價機制強力制約著教育內部的改革。

    將以上因素暫且排除在外,如果說到教育內部導致學生負擔難以減輕的原因,歸結起來大致有三:其一,我們的教材內容偏深且繁瑣。其二,中小學考試命題人員未能持證上崗(因為一次考試的命題客觀上導引著后一階段一定范圍的教學內容和方法),莫名其妙的不合理不合課程標準的考試命題會無形中增加學生的負擔。其三,在以往實際存在的“應試教育”體系中培養出來的教師,有相當一大部分還未能很好地把握正確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至于其他如家長的觀念、社會的人才觀等等,這都直接受國家、社會用人機制和干部選拔考評機制的制約,牽住這個“牛鼻子”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這是顯而易見的。而國家、社會用人機制、考評標準的改革是需要至上而下運作的。在我們這個國家,“群眾看領導,領導看上級,社會看政府”這一習慣恐怕一時還是很難突破的。

    四、試為中小學“減負”開“藥方”

    1、“藥方”之一:改變社會用人機制和干部考評機制,降低“學歷準入”的門檻(比如降至中專或大專),且杜絕五花八門的學歷歧視,凡國家政策認可的各類學歷,同等學歷同等對待。

    選聘、招聘人才時注重面試,注重能力、創新、經驗(經歷)、行的考查,把對學歷的要求作為選拔任用的面試、考核同等情況下錄用的參考。同時,應有“不拘一格降人才”亦即“破格”任用的機制,對經嚴格考核、考查,確實符合條件而學歷不達標的,應當可以破格錄用,同時要求繼續在職進修。——這樣的改革會帶來怎樣牽一發動全身的效果,筆者以為已經不需要贅述了。

    端正對“學歷”的認識:學歷是什么?它僅僅是證明某人曾系統接受過某種級別某個專業的知識(理論上也包括能力)的學習而已。至于學得如何,實踐中的能力如何,還是要通過實際考查才能得以確認。這是常識。所以在人事制度上設定“試用期”是不錯的。我們沒有權利、沒有理由說未在某級別全日制學校獲得文憑的人,一定就無法勝任某種工作。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毛澤東、彭德懷、吳晗、陳獨秀……等許多精英人物的學歷與他們取得成就之間的關系,即使大名鼎鼎的數學家陳景潤也只是廈門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那么他如果在當今是不是也會求職難呢?他是不是就沒有資格到某“名牌大學”去教數學呢?他的成就、能力與他的學歷相匹配嗎?

    當然,就某些如高等學府一類學術、科研單位而言,適當提高所謂“學歷準入”的門檻倒也無可厚非,可以理解。但筆者還是認為,應當注重實踐檢驗,而不可搞唯學歷論。殊不知,很多有名望、有建樹的學者、大家,他們進入高校擔任講師、教授時未必都有很高的學歷,這應當是不需要舉例論證的。

    2、“藥方”之二:在“真正的大學自主招生”全面實施之前,盡快實施高考改革

    筆者認為:在“真正的大學自主招生”全面實施之前,全國統一高考可改為只考四門:語文、數學、英語,另根據考生報考專業,選考理化生史地政中任何一門(而不是現在的“理綜”和“文綜”,因為現在所謂的“文綜”、“理綜”看起來是一次考試一張試卷,但每張試卷還是囊括了至少四個學科以上的內容,更加使師生在備考時大海撈針,以萬全而備之,負擔絲毫沒有減輕)。不統一高考的科目,由各省從高二起分階段進行全省統一的水平測試(分解“負擔”),考試成績錄入省教育廳相關數據庫,作為大學錄取時綜合評價的依據。這樣,并不會因為統一高考科目的減少而使學生知識掌握缺門。

    在現今實行的高考制度下,當我們痛苦地看到出現了高考結束后許多學校的高考生自發狂歡——撕毀教科書,賣掉教科書、火燒教科書——我們難道不應當思考點什么嗎?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我們的教育應當做到,當學生畢業時帶走的不僅僅是一點知識,他們帶走的應當是強烈的求知欲的火花,而且應當生生不息地燃燒下去。——那么從高考生毀滅和拋棄那些承載著人類寶貴知識遺產的教科書的行為中,我們可以解讀出一些怎樣的信息,這還需要論證嗎?這是教育應當得到的結果嗎?這難道不是高考制度最大的失敗嗎?

    3、“藥方”之三:教育系統內部的改革

    在國家、社會用人機制、人才評價機制、高校招生對考生的綜合評價體系形成后或與之同時,教育系統內部應著手課程標準和教材與社會用人機制、人才價值觀、社會發展預測相應的刪繁就簡的修訂。此其一。很好地研究中小學考試的方法、法規制度,對區、縣、市、省的考試命題人員進行嚴格培訓,持證上崗,因為他們的命題直接指揮著當地具體的教學內容、方法的變化和發展方向,并不是任何有經驗的老師就可以擔任給一個區縣或更大區域的許多學校考試命題的;一次不當的命題,就可能導致一個地區下一階段學生負擔加重、教學內容和方法走偏。此其二。在社會用人機制、人才觀、高考改革以及對學生綜合評價體系的建立的同時,徹底改革對一個地區的教育狀況、對學校、教師的評價標準。一個正確的評價標準才能帶來教育正確的價值取向,才能激勵教育在自身應有的邏輯軌跡上良性發展。如此,目前教育異化的現象才可能得到遏制和扭轉。

    以上算是為中小學“減負”試開“藥方”,未必全面。比如,“減負”還會觸動某些集團的既得利益,因而產生種種阻力等等,那就不是本文所議范疇了。

    如吾等草根,說了可能也是白說,但一個從事多年教育工作者的良心告訴我:“白說”也得說,說出來總比不說好一點吧。系統論告訴我們,對任何事物的研究,都離不開對該系統以及它賴以生存的母系統的研究,片面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和研究是無法得出正確結論的。“減負”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所以再也無須就“減負”論“減負”了,否則,再論十年也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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