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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與天,區別何在?
    2019-03-29 全球品牌網  姚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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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鵬兄的“《上帝在中國》源流考”這本書確實非常精彩,把中國知識體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揭示出來了,對于我們探討中國文明的根本屬性及基本結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儒家思想一向是比較重視“天”這個維度,我在《華夏治理秩序史》一書中專門寫到這部分,那部書第一卷就叫“天下”。為什么中國人把這個世界理解為“天下”?一定跟天有關系。如果沒有天,怎么可能叫“天下”?楊鵬兄這本書能讓整個知識界對天、還有上帝,在中國文明中的樞紐性地位,有一個更充分的認知。

    上帝和天的根本區別在于言還是不言

    我要跟楊鵬兄討論的問題是,上帝跟天有很大的區別。正好有成熟的宗教供我們對比討論,我用兩句話開始討論。首先是《圣經·約翰福音》中有一句話,大家都知道的“太初有言,言與神同在,言就是神”。其次,《論語&bull;陽篇》中有一章,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里孔子講了兩遍“天何言哉”,以此強調了,天不言。這兩段話,至關重要。它們說明了,上帝和天的根本區別,就是言還是不言。這是三閃族宗教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根本區別所在。(編者注:西方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源出閃族。閃米特人,又稱閃族人,《圣經》中諾亞長子閃的后裔。阿拉伯人、猶太人都是閃米特人。)

    中國絕地天通后神不再言

    在中國文明中,上帝和天同時存在。中國人后來基本上傾向于天的崇拜,而不是上帝的崇拜。這個過程曾經有過很多次反復,這個反復不僅僅是在商周之際,在五帝時代就有。《尚書》中有一篇“呂刑”,《國語》中“楚語”,都講到中國文明發生的過程中,有過一系列至關重要的事件,叫“絕地天通”。重要的是,“絕地天通”不是一次,而有多次。文獻中至少記載了兩次:一次發生在顓頊時代,另一次是堯,這是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到堯舜時代,自覺的中國起步時,基本信仰是天的信仰,而不再是上帝的信仰。大約到了夏商之際,又有一個反復。到商周之際,又有一個反向的反復。

    可以說,這種反復昭示了人類文明的兩種基本形態:一種是神人雜糅,一種是神人兩分,就是“絕地天通”。古人提出的兩個命題,可以作為我們分析整個文明形態的基本范式。神人雜糅的本質是,神可以言,神和人可以對話。絕地天通的基本含義是神不再降臨于人間,神不通過某個人顯現自己,其根本正是神不再說話,這是核心。“天何言哉”成為后來諸子百家的共識,如莊子、韓非子、老子,還有其他諸子,都曾說過“天不言”,孔子講得非常清楚。

    西方上帝的本質是言

    回過頭看基督教,上帝的本質就是“言”。《創世紀》一開始就說,神說要有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等等,反復出現“神說”。我特別注意到摩西和上帝的一段對話,摩西對神說,我其實是一個不善言的人,特別不會說話。上帝說,那怕什么,我讓你能言。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情景,對于理解這兩種文明形態特別重要。

    由此我們可以對兩個文明類型推測出一系列的結論,也可以理解中國經典中的很多描述。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從這兩句話的描述可以看出,上天有兩個感官,一個是聽,一個是看,但沒有嘴,不說話。在中國經典中描述的上帝多是看、聽,而不說話。《詩經》里講的上帝,基本上是“監臨”,從上看下來,基本上不說話。所以,我想強調的一是,信天和信上帝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信仰,盡管他們都是最高的,但完全不同。而上帝和天的根本區別在于,言還是不言。

    天不言人要依天而生以觀天道

    由言可以直接看到一個結局,律法是根本。上帝會給人頒布一系列的律法,人們去遵守,這毫無疑問。可在中國,神是不說話的,我們遵守什么律法?《周易》講“觀乎天文”。天不說話,但人必須依天而生,那人怎么去依天而生?人自己必須去觀天之道。如果人信的是上帝,不需要道,有上帝的律法,直接按律法做就行了,根本用不著這個道的東西。道是天呈現出來的,需要人來觀它。在《周易》等很多書里都講“天垂象,圣人則之”。所以,人究竟如何生活,在中國需要圣人觀天之道才能確定。所以道特別重要,因為天沒有言,只有人自己主動去觀天之道,上帝直接說出來的是律法,道則是人觀察所得。

    天不言人的道德主體性很重要

    天不言,禮就特別重要,道德也同樣重要。在一個上帝頒布律法的世界里,道德根本不重要,因為有絕對的規則,人只要按這個規則做就可以了。可在中國,不需要先知,但需要圣人。先知是傳達上帝的話,上帝跟先知對話(我的理解不一定很準確),是上帝告訴摩西,摩西告訴大家,摩西記錄上帝說的話,成為律法。中國的天不會跟圣人說話,圣人必須去觀天之道,制作人文,這需要圣人本身具有一種特殊的質。對普通人來說,既然不能依律法而行,那他們的道德就特別重要。禮也特別重要,禮規范人與人之間,禮樂都是“本乎天”,都是天籟之音,有圣人則之,制作為樂。

    在中國,盡管天不言,但人的生活仍然是循天而生的。但在這樣的生活過程中,人的主體性非常重要,人的自覺非常重要。楊鵬講的“自強不息”,這是中國文明的特征。因為上帝并沒有明明白白、切切實實地告訴你究竟怎么做,沒有告訴你每一個事怎么做,人自己必須自己觀察、行動,并承擔責任。因此,中國人是特別有道德主體性意識的族群。這一點,在《呂刑》文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神人雜糅時代,人是按照律法行動的。“絕地天通”之后,德行則變得重要了,圣人觀乎天象,人們循人文而行,這需要道德的自覺。

    中國人的最高信仰是天而不是上帝

    厘清上帝信仰和天信仰之間的區別,對于我們理解不同類型的文明特別重要,尤其是對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基本形態特別重要。中國文明有很多特點,這個特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覺得根源就在于,天不言。因為不言,所說中國人信仰的最高對象是天,而不是上帝。上帝具有較為完整的人格化特征,核心是言。不言,所以是天;言,就是上帝。天不言,所以,中國人的信仰是天,這個區別比較簡明。

    為什么普通人都不祭天了?道理很簡,因為你祭它,沒有意義。當天不會說話時,你祭它,有什么意義?天不會告訴你怎么去具體地生活,也不能救贖你。在中國,天這個神不能救贖你,因為他不言,不能指導你日常生活。所以中國人對天的態度一般是敬天,雖然不祭天,但敬天。所有人都知道每一個人是上天所生。那么,為什么皇帝要祭天?我認為,這是一個共同體的秩序象征或者保證。我們在《堯典》里看得很清楚,本篇一開始說,堯有欽、明、文、思、安安的德性,最后可以協和萬邦。接下來就說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這是講圣人敬天,進而則天,為人間制作歷法,把“天之道”融入到普通人生活中。所以,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人與天合一。歷法就是天之道,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是循天道而生。但因為天不言,所以并不能夠救贖個體,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我們只敬天。而皇帝,因為要扮演著某種圣人的角色,如頒布某部立法,所以他會去祭天。這個問題值得研究,我只是剛想到了一點。

    中國的宗教寬容是人類歷史上最高的

    中國的宗教結構,這確實是獨有的。今年年初我在《天府新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個文教,多種宗教》,描述中國最晚從西漢中期開始,或者到佛教傳入以后,中國的宗教結構都是,儒家作為普遍的文教,教化所有人,但同時每個人可以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這是幾千年歷史的現實,我們看到的中國宗教寬容,我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高明的,沒有比中國更寬容的。為什么這樣?最初我是想研究這個問題的,所以提出了“文教”概念。我一直希望追溯根源。受楊鵬兄的刺激,追溯到“觀乎天文”,“文”這個概念被帶出來。天文就是天道,它在那兒,呈現出某種規整的形態,圣人觀察這個形態。圣人把“文”告訴我們,觀乎天文,制作人文。所以,“文”這個字,在中國文明中具有中心位置,跟道的意思有點接近。

    個體的救贖通過各自信仰的神靈解決

    回頭再來追溯多元的、寬容的宗教體系,會發現一個特點:它的個體救贖是通過每個人信仰各自的神靈解決的,不是由一個上帝解決,而是由多個宗教供人們自由地選擇而以解決。不能說中國人沒有這個救贖,這個問題始終有解決方案,通過各種各樣的宗教。宗教很多,不僅僅是佛教、道教,也有大量的民間宗教,他們在解決每一個信仰者的身心安頓、生死問題。包括祖先崇拜,也解決這個問題,我什么神都不信,就信我祖先,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至關重要的是,在中國雖然每個人信仰不同的神,但都普遍地信奉儒家的基本價值。這是中國很特別的宗教結構或者精神結構。我對這樣的結構持充分肯定的態度,因為這樣的結構,一方面能在人與人之間締結出凝聚力,另一方面給你一個人充分的信仰和自由。因此,佛教、基督教在中國都可以傳播。至關重要的是通過文教,讓宗教諸神之間和解,不發生沖突。這可能是我們需要更深入研究的一個智慧。

    天的信仰讓儒家士人保持獨立性

    還有一點,關于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毫無疑問,孔子或孟子、董子(董仲舒)都是非常敬天的,他們有大量的論說。但我想補充的是,他們敬的不是上帝,而是天。在董子這里,向上帝略微偏向了一點。在中國信仰結構中,天和上帝之間不是截然兩分的,只信上帝或者只信天,人可以在上帝和天之間移動,孔子信天,但在董子來說似乎略多一點信上帝。后世的儒者基本上也是信天的,包括朱子,他們都有對天的非常虔誠的信仰,否則就不可能有張載的《四銘》,那完全是基于天的信仰而得出的一種信念。基于這一信仰,儒家士人在過去兩千多年中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否則,中國社會在過去兩千多年中不會有那么大的張力。

    中國政治始終存在著很大的沖突,不管是漢代還是宋代、明代,儒家士人對皇權非理性行為的抗爭非常壯烈。我們對于這些不能無視。在這樣的抗爭背后,支撐他的還是一種信仰,天的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對道的尊崇。“以道事君”是儒家士大夫的基本信念,要有足夠的道德理想主義的精神。很多儒家士大夫做了官后,就是普通公務員,沒有道德理想主義精神,這在社會中很常見。能夠具有那么強烈道德理想精神的人,始終是少數。現在天主教中有多少人是真正侍奉上帝的,而不是僅僅作為一個職業?大量新教牧師也只是把牧師作為一個職業,跟公司高管經理沒什么區別。但士人群體中總有這樣的一批人,具有以道事君的信念。中國文明由此才能夠在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沖擊后建立起來,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仰所支撐的精神。

    君師一體化源自對統治正當性的焦慮

    跟這個相關聯的是君師一體化,在傳統中國社會,除了滿清幾個皇帝之外,沒有哪個皇帝具有君師一體化的想法。這兩個始終是分開的。皇帝都會自然地把“師”的角色讓給儒家士大夫,這是毫無疑問的。家中牌位,“天地君親師”是分開的。不過,滿清確有一兩個皇帝有這樣的傾向,為什么這樣?因為滿清皇室是異族,為了解決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問題。因此,他們對儒家之尊崇超過了歷史上所有的帝王。有了這樣的尊崇,就逐漸轉化成某種自負,滿清皇帝對解經最為熱衷,他們都有御制經注,這恰恰反映了其內心的焦慮。所以才需要通過這樣的一種形式樹立自己政治上的正當性。

    康有為的儒家宗教化導致政治改革失敗

    至于儒家在過去兩千多年的發展,也不能說是離開孔子的過程。基本上還是按照孔子的路——敬天保民,這是儒家的思想。儒家面臨現代西方的沖擊后,很多人試圖重建對上帝的信仰,有這方面的努力。康有為就是如此,不過他名義上說是建立孔教,實際上祭祀的中心是一個人格化的天,就是上帝。孔子只不過是陪祀,以孔子來配天。前一陣子我仔細地研究了康有為的孔教,名曰孔教,但孔子是先知,崇拜的對象是上帝。這與儒家當時主流士大夫的理念完全不同,引起巨大震動,導致其政治改革的失敗。儒家宗教化的努力連累了他的政治改革。蔣慶、陳明在重復這樣的努力,但儒家內部對此有不同看法,我就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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