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專題：《商業智慧：當經濟學遇上生物學和心理學》

　　但部族保守主義者也脫不了偽善之嫌，尤其是他們說，政府要少插手經濟政策——但政府給大企業的津貼例外。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給此舉安了個恰如其分的名號，“企業福利”，在石油行業、大規模農莊，還有國防承包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你或許可以說，這種津貼對美國有好處，可它們必然會扭曲消費者慣常的決定。一說到對外貿易，保守主義者同樣會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轉向部族主義，信奉零和意識形態：在海外生產的便宜產品，沒有給美國消費者帶來好處，反而是損失了美國的就業崗位和制造業。20世紀，美國的歷屆執政當局——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擴大了政府規模，調高了所需稅金。而且，幾乎所有的民眾仍然對傳統信仰念念不忘：為了讓我們的經濟健康發展，必須由上而下加以管制。

　　經濟是一種復雜適應系統

　　然而，拒絕進化論和自由市場經濟學，最常見的理由還在于，以為動物和人天性自私，經濟就像詩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筆下的大自然，“腥牙血爪”。《物種的起源》出版后，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以一句“適者生存”，令自然選擇名垂千古。這是科學史上最引人誤解的一種說法。打那以后，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就高舉它的大旗，并將之錯誤地應用到人種理論、國家政治和經濟教條當中。連達爾文的斗犬，托馬斯?亨利?赫胥黎，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強化了這種他所謂的生命“角斗”觀，形容自然界里“只有最強、最快、最狡猾者，才能在戰斗中活到第二天”。

　　這種生命觀本來不見得會成為主流。1902年，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評論員克魯鮑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論》（Mutual Aid）一書，反駁斯賓塞和赫胥黎的觀點。他質問斯賓塞：“倘若我們問大自然，‘誰是適者：是那些彼此不斷戰爭的人，還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們立刻能看出，毫無疑問，學會互助習慣的動物才是適者。它們的存活幾率更大，因此也獲得了智商和身體組織的最大發展。”克魯鮑特金多次涉足西伯利亞蠻荒地區，他發現動物本性上其實高度社會化、協作化，他認為，這種生存適應性，在進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動物世界，我們看到絕大多數物種都是群居生活的，它們發現聯合是生存斗爭的最好武器：當然，從廣義達爾文主義上看，這里的‘斗爭’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對抗一切不利于該物種的自然條件。”人類社會也是一樣，不管是“原始人”、“野蠻人”、中世紀城鎮，甚至當代社會，都不乏互助的證據。“互相保護就是這樣確立起來的，因為只有保護長者，才能積累經驗，得到更高的智力發展，進一步培養社交習性，從而維系、繁衍物種，繼續向前進化。反過來說，不合群的物種，注定會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