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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節:當經濟學遇上生物學和心理學(19)
    2009-09-17 全球品牌網  邁克爾舍默
    系列專題:《商業智慧:當經濟學遇上生物學和心理學》

      但部族保守主義者也脫不了偽善之嫌,尤其是他們說,政府要少插經濟政策——但政府給大企業的津貼例外。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給此舉安了個恰如其分的名號,“企業福利”,在石油行業、大規模農莊,還有國防承包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你或許可以說,這種津貼對美國有好處,可它們必然會扭曲消費者慣常的決定。一說到對外貿易,保守主義者同樣會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轉向部族主義,信奉零和意識形態:在海外生產的便宜產,沒有給美國消費者帶來好處,反而是損失了美國的就業崗位制造業。20世紀,美國的歷屆執政當局——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擴大了政府規模,調高了所需稅金。而且,幾乎所有的民眾仍然對傳統信仰念念不忘:為了讓我們的經濟健康發展,必須由上而下加以管制。

      經濟是一種復雜適應系統

      然而,拒絕進化論和自由市場經濟學,最常見的理由還在于,以為動物和人天性自私,經濟就像詩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筆下的大自然,“腥牙血爪”。《物種的起源》出版后,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以一句“適者生存”,令自然選擇名垂千古。這是科學史上最引人誤解的一種說法。打那以后,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就高舉它的大旗,并將之錯誤地應用到人種理論、國家政治和經濟教條當中。連達爾文的斗犬,托馬斯?亨利?赫胥黎,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強化了這種他所謂的生命“角斗”觀,形容自然界里“只有最強、最快、最狡猾者,才能在戰斗中活到第二天”。

      這種生命觀本來不見得會成為主流。1902年,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評論員克魯鮑特(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論》(Mutual Aid)一書,反駁斯賓塞和赫胥黎的觀。他質問斯賓塞:“倘若我們問大自然,‘誰是適者:是那些彼此不斷戰爭的人,還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們立刻能看出,毫無疑問,學會互助習慣的動物才是適者。它們的存活幾率更大,因此也獲得了智商和身體組織的最大發展。”克魯鮑特金多次涉足西伯利亞蠻荒地區,他發現動物本性上其實高度社會化、協作化,他認為,這種生存適應性,在進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動物世界,我們看到絕大多數物種都是群居生活的,它們發現聯合是生存斗爭的最好武器:當然,從廣義達爾文主義上看,這里的‘斗爭’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對抗一切不利于該物種的自然條件。”人類社會也是一樣,不管是“原始人”、“野蠻人”、中世紀城鎮,甚至當代社會,都不乏互助的證據。“互相保護就是這樣確立起來的,因為只有保護長者,才能積累經驗,得到更高的智力發展,進一步培養社交習性,從而維系、繁衍物種,繼續向前進化。反過來說,不合群的物種,注定會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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