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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演化分析的背景知識一:生物學類比與社會達爾文主義
    2009-04-04 全球品牌網  顧自安

    制度演化分析在范式上的轉換,即使對新古典均衡制度觀的反叛,也是對既有制度演化分析的一種改進。某種程度上講,如果制度演化分析試圖將新古典理論所封閉的制度“魔盒”重新開啟的話,我們還無法確認可以看到真理,還是再次遭遇撒旦。但既然這一分析思路進入了理論家的視野,那么我們就必須為此做出努力和探索。基于制度演化分析所涉及問題的復雜性,我們認為對制度演化分析建立正確的理解和推進這一思路進展的一些其他學科的相關背景知識的介紹,就是一個必要的理論工具和方法論的準備。就我在本文中所涉及的相關知識而言,以下幾個方面的知識是必要的:(1)生物學關于進化論的基本原理以及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硬核是首要的知識準備。(2)人們在研究社會進化問題中的合作與秩序現象時所提出的社會進化理論是第一個需要了解的內容。當然我在文中只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特殊分支做了介紹,但相關領域的社會理論也是必要的。(3)從本論文分析的基點來看,社會學中關于主體及主體關系的研究成果是重要的。“主體間性”這一術語所內涵的社會現實和規律性問題有待人們給予更為深刻的思考。除了以上關于生物學、進化論和社會學的理論之外,我在制度演化分析中還借用了一些來自物理學和系統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它們包括:(4)物理學中力學理論從牛頓經典力學到熱力學定理的進展。這一理論甚至直接關系到制度演化分析中為制度變遷提供動力解釋的科學基礎,因此它的重要性以及所提供了的科學觀是制度演化動力學分析所必要的知識條件。最后,(5)作為一種類比,在熱力學三大定律的支撐下,如果我們將制度結構本身視為一種系統的話,那么在熱力學基礎上得到發展的復雜系統理論、自組織原理以及混沌理論等,都會為解釋制度演化過程的邏輯提供有益的思維幫助。

    2.3.1 生物學類比與社會達爾文主義

    我在本章2.2節中論述從“無意識演化”轉向“有意識演化”時,曾經對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華萊士獨立證明的生物學進化理論觀點做過介紹。我曾指出,達爾文進化論因為將人類與其他生物一同視為“自然物”,而采用了唯一的“自然選擇”原理來解釋進化問題,曾經對18世紀之前的宗教神學關于自然和社會起源的“創生說”形成了顛覆性的打擊,從而被認為是科學史上具有牛頓意義的重大發現。這一崇高的贊譽,使得后期社會科學家在解釋社會進化問題時,簡單的采用了“自然-社會的二元世界觀”的類比方式來闡釋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狄肯斯指出,社會學家在解釋社會進化問題時對達爾文思想的依賴導致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出現,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本質上是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濫用。[1]

    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類似,經濟學家在解釋社會進化和秩序問題時,也存在這種直接類比的傾向。我在關于納爾遜和溫特的經濟演化理論的分析中曾經指出過這一點,類似的,我們甚至在哈耶克和凡勃倫的著作中,多少也可以找到這種基于達爾文進化論的類比性解釋。馬歇爾在名著《經濟學原理》中(第764頁),對達爾文進化論對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的影響做了這樣的描述:

    這一生物學的設想終于邁出了一大步:它的發現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就像若干年前牛頓物理學的發現一樣,而且在道德和歷史科學方面也有一個顯著的變化;在這場涉及面極廣的思潮中,經濟學也擁有自己的份額,經濟學逐年地越來越關注于人類天性中的適應性(the pliability of human nature),關注于人類性格與普遍地生產、分配和財富消費方法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2]

    馬歇爾對達爾文的評價并不為過,從現實來看,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經濟學對主體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主體適應性的依賴程度最高,即人們如何最依賴選擇和做出選擇的能力,在某種范疇內,經濟學甚至嚴格依賴于人類生物特質中的交換傾向。或許正是這種人類天性中的適應性問題,甚至從亞當·斯密開始就被作為研究人類行為的跳板,所不同的是斯密通過利己動機導致交易,從而非目的地產生了社會秩序的“看不見的手”描述了社會進化的過程。但我們仍然可以找到“看不見的手”與“自然選擇”之間的一種類似性,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都即使自然規律的體現,卻也是人類借助語言描述時類比的結果。斯密和達爾文的描述在背后如果從在一個主體的話,那么這個主體就必然是超驗的。在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那里,對市場選擇的“看不見的手”更被推向了極至。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邊際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將市場中的主體視為一個自動具備逐案最優能力的“原子”,他們彼此基于完備理性和完備信息進行獨立決策而實現目標函數的最大化,這使得社會行為在理論上總是存在最優的均衡狀態,甚至“制度”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分析中也被描述為一種行為最優的“均衡秩序狀態”。但導致這一切都只是每個市場主體都具有最大化的、從不改變完美理性。

    新古典以外的類比在經濟學家中也廣泛存在。早期制度主義如凡勃倫和康芒斯都將制度視為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不是集體意識的產物。這一看法盡管如同新古典那樣仍然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個人理性和意識的存在,但卻解釋了制度并非如新古典所描述的是理性最大化動機的直接結果,相反,它只是社會演化的結果。這種從均衡制度觀向演化制度觀的早期轉變,使得經濟學對制度分析的解釋更加接近達爾文的進化論解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單個的有機體只是外部環境的一個被動受體,它們必須完全依賴于基因遺傳和變異的機制來“功能性的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這一過程從來沒有所謂理性最優的方向和目的論。相反,進化存續的唯一標準就是“適用原則”,即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只有進化最適,而沒有理性最優。后期納爾遜和溫特在NIE企業理論的基礎上更加清晰的提出了所謂“經濟演化理論”,這一理論更加正宗的表現為達爾文進化論的經濟學翻版。他們通過將企業的“慣例”視為經濟演化過程中類似生物基因的遺傳載體的“類比物”,并提出了所謂組織遺傳的解釋。盡管,現在看來納爾遜和溫特的演化理論,試圖進一步修正新古典企業理論的理性最優選擇結果的尷尬,并試圖對阿爾奇安和弗里德曼維護邊際分析時提出的“選擇論”給予修正,但從分析結果來看,他們反倒意外的加強了“市場選擇”的社會進化解釋。

    總體而言,我們對經濟學中關于達爾文進化論的生物學類比的回顧,試圖指出這樣一個問題:即經濟分析中的生物類比如同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樣,本質上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基礎的來解釋進化事實的。這一方法無疑必然繼承了達爾文進化論在解釋社會進化和人類文明時可能面臨的所有尷尬。本質上講,正如同我在本章2.2節的分析中揭示的那樣,達爾文進化論是一種“無意識演化”的進化說明,該過程將進化主體視為外部環境變化的被動受體,而沒有任何主動性和意識思維的理性可言。達爾文進化論中主體所能做的唯一選擇就是通過遺傳來“適應”,而一旦無法適應外部環境時,其生存的所有希望都被鎖定在“基因突變”這一神奇的過程中。當我們將達爾文進化論類比地應用于解釋社會進化和人類文明的歷史事實時,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必須在社會進化中找到一種類似生物基因一樣的“等價類比物”,如果無法找到一種像基因遺傳一樣的有機載體,那么達爾文進化論對人類進化的解釋就可能失效。其次,我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在今天仍然使用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種超驗的力量來解釋社會進化,那么我們在智力上似乎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3]。這意味著我們所處的經濟學領域,必須在自然科學和人類技術文明突飛猛進的今天,繼續在尷尬中宣揚自己的科學地位而毫無羞愧感。最后,我們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如同新古典經濟學引入“理性經濟人”來闡釋斯密“看不見的手”這一神秘機制一樣,如果我們承認人在生物有機體的特征之外,具備理性思維和認知進化的能力,那么我就不可能無視認知的存在及其可能發揮的角色和作用。哈耶克雖然已經模糊的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但是他所需要的用以解釋人類個體行為和集體行為的知識理論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探索來加以完善。盡管我批判了達爾文進化論在經濟學分析中的類比可能帶來的誤解和濫用,但正如華萊士指出的那樣,一旦人的多樣性進入博物學家的視野,他們就必須在進化論之外給予獨立的證明。這也是我試圖通過引入腦進化進展,對認知進化以及理性參與制度演化過程進行探索的初衷和目的所在。



    [1] 參:彼得·狄肯斯,《社會達爾文主義:將進化思想與社會理論聯系起來》(中譯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導言。

    [2] Mashall, A.(196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3] 這里是指現代經濟學在解釋人類行為是所采用的前后矛盾的解釋:即一方面他們試圖說明人具有完備理性,另一方面,當這一假設遭到批判時,他說求助于“市場選擇”的不可知力量,來解釋這種經濟結果。但一個悖論就是前者的進化是有方向和目的的,但市場選擇的進化則是無方向和非目的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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